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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融 剑是一种单尖两刃的手持格斗兵器。西汉训古学专著《释名·释兵》解释：“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剑，首先是一种防范意外——如刺客或猛兽的个人自卫兵器，不一定适用于正面战场；但必须携带方便，取用快捷。青铜剑是人类首先接触到的金属剑。现以东周青铜剑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制——实心圆茎剑为例，将中国青铜剑各部位逐一介绍如下：剑的使用部分——有锋有刃的那一部分就是剑身，这部分狭长如兰叶，故亦取其形似，名“叶”；前端尖突名“锋”，两侧利刃又名“锷”，叶中凸棱名“脊”，脊与锷之间名“从”，脊与两从、两锷合称“腊”。剑的握持部分就是剑柄，剑柄的主要器段名“茎”，实心圆茎剑的“茎”呈实心圆柱体，茎上多有凸箍若干，以二箍者居多。茎部或衬上木片并缠以绳索，或直接缠以绳索，缠在茎部的绳索名“缑”。剑柄下方、与剑身相连接、比剑身稍微宽厚的物体名“格”，又名“镡”；剑柄上端的把头名“首”。圆茎剑上的“格”、“首”都是与全剑一次铸成的。 青铜剑的护套名“鞘”，大多用皮革或髹漆木片制成，间或采用铜盖木底（或革底）的做法。平时可将整个剑身纳入鞘中。剑鞘按悬挂装置的不同可分成两大类型：其一，剑鞘两侧有两个对称或不对称的提耳，可藉以将剑鞘穿挂在腰带上、挎在腰间，西周时期的铜盖木底剑鞘主要属于这一类型。其二，剑鞘一面、偏近鞘口处有一桥形悬挂装置名“璏”，东周列国的髹漆木鞘主要属于这一类型。佩带方式是将腰带或专用的剑带穿过剑璏的侧孔，然后扎上腰带或剑带、将剑斜挎在腰间；或直接将剑鞘斜插在腰带内侧，用位于剑鞘外侧的剑璏卡住腰带、制止下滑。鞘末通常还有一个饰件——“摽”。 中原地区最早的青铜剑见于山东沂水信家庄、河南安阳苗圃北地两处。信家庄出土的一件通长29.4厘米，窄格，茎部作实心扁条形，横截面呈枣核形，茎末原有剑首，已残缺。苗圃北地出土的一件通长26.4厘米，宽格，茎部作空心管状，横截面呈椭圆形，无首。年代均为商代晚期。两件青铜剑的共同特点是叶、茎交界处有格，无纹饰；数量虽少，却代表一种独特的形制和风格，开了后世中原地区青铜剑的先河。 周人用剑似乎较商人更普遍一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诸侯联军攻入商纣王的王宫，罪恶滔天的商纣王自焚而死。武王驱车来到纣王自焚的现场，对准纣王的尸体亲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接着又来到纣王两个妃子的居所，“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第二天周武王君臣在商纣王宫中举行仪式，“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考古发现的西周青铜剑，数量也比商代晚期有所增长。西周青铜剑的主流是无格的柳叶形扁茎剑，斜肩，茎末有1到2个小圆穿，与剑身中线相对，主要分布在陕甘地区，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一件茎部附有朽木剑柄，柄端套有铜首，从前锋到剑首全长36厘米。与柳叶形扁茎剑相关的有狭长三角形扁茎剑，曾见于甘肃灵台白草坡等处；另一种也是扁茎剑，茎末不一定有穿，但茎侧有凸齿，曾见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处。年代均为西周早、中期。其它形制，比较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件：其一为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原名“矛”，通长31厘米，宽格饰卷云纹，茎部呈束腰八棱筒形，中空，长度足以供单手握持：继承了苗圃北地青铜剑宽格、空茎的传统；其二为山东蓬莱村里集出土，通长32.5厘米，剑茎为实心，横截面呈椭圆形，茎端有蕈形首，叶、茎交界处有很薄的剑格，继承了沂水信家庄青铜剑窄格、实茎、有首的传统；其三为上世纪50年代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4件，通体一次铸成，通长29.7—9.1厘米，剑身略呈兰叶形，两刃直而微斜，前聚成锋、叶末收成一对斜肩；叶中起柱脊，上抵前锋、下与茎部相续；茎部为实心圆柱体，叶、茎交界处无格，茎末有碟形剑首。年代均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商与西周青铜剑通长不超过40厘米，以后人目光观之，只能称作“短剑”或者“匕首”，显然不适用于正面战场，只能定位于一种“防检非常”的个人自卫兵器；数量也少，在当时整个青铜兵器体系中只占很小份额。其中有技术上的原因，更有战术上的原因：西周时期车战盛行，青铜剑即使是长剑，在车际格斗中也没有用武之地，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青铜剑的发展空间。 周室东迁后，诸侯们竞相争霸，北方的戎狄族频频南下抄掠，华夏列国内部则篡弑不绝于史。戎狄武士擅长步战，活跃在复杂地形上；用战车兵征讨戎狄，无异犯了兵家大忌。于是北方的晋国首先成立了建制步兵部队——行，开始是左、右两行，后来是“三行”，其任务就是“御狄”。公元前541年晋军与狄人交战，晋国将领魏舒“毁车以为行”——把战车兵改编为步兵，才取得了胜利。步兵的出色表现，为青铜剑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针对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阴谋，统治者个人“防检非常”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公元前595年宋国杀了楚国的使臣，楚庄王得讯后气急败坏，鞋也忘了穿、剑也忘了带，飞跑出宫、准备亲自讨伐宋国，他的随从急忙捧着这些必须品追上去。这个“剑及履及”的故事，很客观地反映了青铜剑与上层贵族非同一般的关系。考古资料方面，春秋早期资料尚少，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两例。其一为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剑身呈兰叶形，两刃斜直、前聚成锋，锋残；最宽处接近叶末，两侧呈对称锯齿状，叶末收成圆底；叶中起柱脊，末端伸出叶底、形成短茎，短茎表面有缠绕丝麻的痕迹。存长28厘米。配有精美的象牙剑装——剑柄和剑鞘，是用整块象牙雕刻而成的，剑鞘一面有璏式悬挂装置，柄、鞘全长40.6厘米（图1）；其二为河南省光山县天鹅墩出土，剑身呈兰叶形，两刃基本平行、前聚成锋；中脊起棱，纵贯剑身；扁茎外包木柄，剑身、剑茎交界处有一字形窄格，茎末有碟形剑首。附黑漆木鞘，剑鞘一面近鞘口处安装有璏式悬挂装置。通长41.8厘米（图2）。 自春秋晚期以降，随着各国变法的发生与发展，中国的社会形态逐步由奴隶制过渡为封建制，古老的、与奴隶制相适应的战车兵不断趋于衰落，新兴的、由广大农民组成的步兵上升为军队的主体。剑，这种在车战中缺乏用武之地、久经冷遇的格斗兵器，开始受到了军事家的重视。于是，晋国六卿之一、赵国先祖、著名军事家赵简子墓中，出现刃质精良、装饰豪华的青铜剑多件；魏国考选武卒，标准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剑成了这种新型步兵的必备武器。生活在长江中游的楚人似乎更善于用剑：长沙楚墓出土青铜剑总数达508件，超过青铜戈（240件）、青铜矛（196件）的总和。长江下游的吴国更是以青铜剑为主要格斗兵器，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争霸时，“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青铜剑的形制基本统一为以下两型三式：第一型为圆茎剑，可复分为实心圆茎剑、空心圆茎剑两式。圆茎剑的分布状况偏重于南方，一般都是一次铸成的，实心圆茎剑剑格呈倒凹字形，茎作实心柱状，茎中多起两箍，剑首呈碟形；空心圆茎剑剑格为一字形薄格，剑茎部分或全部中空、呈管状，茎中无箍，剑首呈喇叭形。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属实心圆茎剑，但茎上无箍；长沙楚墓出土的少数空心圆茎剑茎上有箍。扁茎剑的分布状况偏重于中原地区，茎部作扁条体，剑身、剑茎系一次铸成，剑格、剑首则是分开铸造，套装上去的，也可以选用玉格、玉首，做成玉具剑。通长大多在45—60厘米之间，剑身宽4厘米左右。 中国钢铁兵器上限很早，战国时期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然而，当时用块炼渗碳钢技术生产兵器效率不高，无法满足战国晚期的巨大数量需求。青铜兵器生产效率高的优点，使得它必须继续留在战场上，并发挥主角的作用。陕西临潼县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以下简称秦式铜剑），堪称中国青铜剑的“收山之作”。秦式铜剑均属狭长型扁茎剑，剑身、剑茎一次铸成。剑身呈兰叶形，中脊起棱、刃边起缘；剑茎为前粗后细的实心扁条体，横截面呈长方形或椭圆形；剑格呈凹字形或一字形，是通过中间的穿孔、从剑茎末端套装到剑身、剑茎交界处的；剑首有两种形制：一为碟形，以其柄部与茎末以以子母口套接，横贯铜钉固定；一为菱形帽状，是在给剑茎装上木柄之后套在柄端的。通长达81—94.8厘米之间。其剑身之长、表面之光洁、质地之致密、刚硬度之高，均非一般青铜兵器可比；甚至还有一定弹性——已被压弯的铜剑出土后，一段时间后竟然能自行复原。从文献记载来看，秦剑的确是很长的：公元前227年荆轲行刺秦王政，秦王政的佩剑太长、一时无法拔出，只好绕着柱子逃避；而一旦秦王政长剑出鞘，立刻变被动为主动、将这个亡命杀手置于死地：证明在剑与剑的对决中，长剑拥有绝对优势。但是，青铜兵器的强度毕竟是有限的，秦俑坑出土的铜剑残段、残剑茎，很直观地反映了这一问题。入汉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兵器需求的相对缓和，以及钢铁兵器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发展，秦式铜剑很快就被同样形制但更坚韧、更锋利的钢铁剑基本取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