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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惧强敌，敢于碰硬。公元前597年，楚军伐郑，郑降后楚军正待回师，晋发大军来救。面对晋师强敌，是坚决迎战还是退避，需要楚军统帅迅速作出决断。令尹孙叔敖、将军子重等均不欲战，“庄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令之还师，而逆晋寇。庄王鼓之，晋师大败，晋众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庄王曰：‘嘻，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还师，而佚晋寇。”[30]这场迎强而击的战略决战，以楚军邲之战的胜利而告结束，将楚庄王的争霸战争推向了高潮。从军事战略的全局来看，楚庄王认为对外征伐的目的是“伐不服也”，[31]主张“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32]对于愿意归顺臣服的，一般均采取安抚怀柔政策。而对于强硬对抗或外来入侵者，则坚决消灭之。公元前597年冬，楚庄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发动了“灭萧之战”。萧国是附晋的宋国之属国（位于今安徽萧县西北），楚军首战失利，楚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被俘。庄王闻讯，请求萧人保全二人性命，他愿立即撤军。“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33]这种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军事谋略，在楚庄王军事战略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强敌面前，庄王表现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必胜信念。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因宫廷内部斗争激烈，若敖氏发动叛乱，令尹子越椒率兵攻击庄王。若敖氏世代为将，能征惯战，私卒强大。庄王闻变，先是想用协调的和平办法平息叛乱，打算以三位先王（文王、成王、穆王）的子孙作为人质，保证无意加害子越，但遭到拒绝，一场平叛决战在所难免。庄王紧急备战，火速迎击。“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北），伯棼（子越椒的字）射王，汰辀，及鼓跗，著于丁宁。又射，汰辀，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34]庄王临危不惧，力挽狂澜，敢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大无畏气慨，充分展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的独特气质。 4、安不忘危、防骄备战。骄傲轻敌和战备松弛，以及胜利之后的得意忘形，是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楚庄王，在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中，对于居安思危、防骄备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十分重视对楚国军民尤其是高级官员进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教育，特别是注意防止官员队伍中的骄奢淫逸思想。“令尹子佩请饮庄王，庄王许诺。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许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具于强台。强台者，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35] 晋国大夫栾书曾评价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治理、管理）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36]楚庄王这种安不忘危的高度警惕性，时刻进行防骄、防惰、防腐的警示教育，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曰：‘臣斋而具食甚洁，日中而不饭，臣敢请罪。’庄王喟然叹曰：‘非子之罪也。吾闻之曰：其君贤君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谷，不谷恐亡，自忧也。吾闻之世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37]西汉的贾谊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庄王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智在身，而自错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38]不仅如此，庄王还把这种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引申到对外关系中，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畏已也，乃筑为五仞之台。台成而觞诸侯，诸侯请约，庄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觞，乃仰而曰：‘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于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欤？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39]由此可见，楚庄王不仅把安不忘危的思想运用于军事战略，而且也用于治国理念中，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仍有借鉴运用的历史价值。 5、上下一心，选贤任能。楚庄王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充分体现在他在作战指挥过程中的身先士卒、上下一心、鼓舞士气的杰出才能和注重选贤任能的思想。楚庄王在位的23年中，共指挥了14次较大的战事。其中灭庸、伐陆浑戎、平若敖氏叛乱、伐郑、围宋、灭萧以及决定晋楚胜负的邲之战等较大的战役，楚庄王均亲自在前线指挥，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邲之战中，“庄王援枹而鼓之，晋师大败。”[40]在听到宋人杀楚使者的消息后，庄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其疾如雷电、叱咤风云、身先士卒的鲜明个性跃然纸上。在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方面，楚庄王也作出了表率。西汉刘向《新序》曾记述了当时的评价：“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君下其臣犹如此，所谓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未可攻也。’乃夜还师而归。孔子闻之曰：‘楚庄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敌还，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41]在选拔军事人才方面，楚庄王更有其独特的方式。“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乐乎？’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榛丛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罢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国以安”。[42]楚庄王还十分重视爱护士卒，鼓舞士气，有比较宽广的容人之量。“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也，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趋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43]这种不拘小节的宽广胸怀使将士的人格得到尊重，从而能够效命疆场。在公元前597年冬天的灭萧之战中，面对天寒地冻、给养不足的困难，庄王亲自动员、鼓舞三军一鼓作气打胜仗。“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44]在庄王的临阵鼓舞下，楚军士气大振，不顾寒冷，一举灭萧。庄王爱兵、爱民，深受百姓爱戴。“雨雪，楚庄王被裘当户，曰：‘我犹寒，彼百姓宾客甚矣’，乃使巡国中，求百姓宾客无居宿绝粮者赈之，国人大说”。[45]由此可见，楚庄王上述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民本思想以及孙、吴兵法中的“爱兵如子”等军事思想的形成，无疑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来源。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楚国自武王以后的22代楚王中，数庄王的成就最大，但令人遗憾的是，楚庄王之后的历代楚王，皆缺乏庄王的气魄胆略和思想气质，除共王、悼王和威王稍有建树外，其余十多位楚王均为乏善可陈的平庸之辈，他们或贪图安乐、骄奢淫逸，或听信谗言、奸佞弄权，或目光短浅、胸无远略，或因循守旧、政治腐败，或刚愎自用，劳民伤财。经过300多年的日积月累，终于使楚国从雄居霸主的“超级大国”一步步走向没落灭亡。楚亡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作者: 刘纪兴（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注释： [1] 《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0-372页。 [2]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91-1692页。 [3] 《左传·昭公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569页。 [4]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92页。 [5]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六九五页。 [6]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六九七页。关于“楚地千里”的解释，可参见罗运环著：《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142页。 [7] 《左传·文公十四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22页。 [8] 《左传·文公十五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26页。 [9] 《左传·文公十四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22-223页。 [10] 《国语·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7页。 [11] 张正明著：《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2] 《左传·宣公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59-260页。 [13] 《左传·文公十六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28页。引文中今地名参见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14] 《左传·宣公三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43页。 [15]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00页。 [16] 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17] 《左传·宣公十五年》，岳麓书社2001年1月版，第273页。 [18] 《左传·宣公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67页。 [19] 《中国兵书集成·孙子》，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版，第1-3页。 [20] 《左传·成公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92页。 [21] 《史记·陈杞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五八0页。 [22] 《史记·陈杞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五八0页。 [23] 《史记·郑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七六八页。 [24] 《左传·宣公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59页。 [25] 《史记·郑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七六九页。 [26] 《二十五别史·绎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210页。 [27] 《左传·宣公十四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71-272页。 [28] 《左传·宣公十五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74页。 [29] 高 锐著：《中国上古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30] 郑昌琳编著：《楚国史编年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31] 《史记·郑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七六八页。 [32] 《楚国史编年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33] 《左传·宣公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69页。 [34] 《左传·宣公四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47页。 [35] 《二十五别史·绎史》引《淮南子》，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217页。 [36] 《左传·宣公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62页。 [37] 《二十五别史·绎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211-1212页。 [38] 《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第二六二页。 [39] 《二十五别史·绎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212页。 [40] 《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32-533页。 [41] 《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39-540页。 [42] 郑昌琳编著：《楚国史编年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43] 郑昌琳编著：《楚国史编年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44] 《左传·宣公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69页。 [45] 《二十五别史·绎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21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