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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百年官砝见证海河漕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天津老城厢东门里的一座大杂院门前，青石台阶的棱角已被磨圆，台阶旁边是一个破旧斑驳的垃圾箱，紧挨着垃圾箱的是一个同样斑驳的泔水桶，桶的下面垫着一块四四方方的青色石头。这是过去老城厢里随处可见的门前一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处门前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中年男人正站在不远处，惋惜地看着那块青色的石头。 几年后，天津老城区开始拆迁，人们纷纷作别大杂院，带着有用的东西搬进了楼房，门前的青石被遗落在原处，默默见证着历史。还是那个男人，一言不发，把这块经受了近百年岁月洗礼的石头搬回了家。 这个男人就是天津的民间收藏家孙林瑞，那块青石则是一块见证了天津漕运盛况的“官砝”。 “1986年我就发现了这块石头，虽然那时还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但因为上面有字，所以能肯定是件老物件，说不定就是文物。”孙林瑞告诉记者，当年他曾多次与大杂院的主人交涉想要买走这块石头，都不成，直到拆迁，主人把石头遗弃在原地，他才把它“捡”回了家。后来根据石头上的字和查阅有关资料，才确定这块貌不惊人的石头竟是一块“官砝”。 官砝就是过去官方用来称量盐的一种计量工具。作为国家计量单位的标志，古代称这种砝码为“官砝”或者“官码”。在当年漕运兴盛时期，政府为了统一管理盐务，制定了统一的计量方法，“官砝”由此而生。天津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在漕运时期的特殊地位，作为南北大交通的枢纽，无论是河漕还是海漕都要在天津进行中转，官府也在此设立海关政务，管理漕运。而今在靠近三岔河口的老城厢里出现了官砝，恰恰有力地佐证了天津在全国漕运历史上的重要性。 孙林瑞收藏的这块官砝外形四方，上端有个把手，看上去像一把石锁，中心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洞。石头表面粗糙，两侧分别刻有“德同”“官砝”和“民国六年”的字样。经测量，官砝长53.5cm，宽37.5cm，高30cm，重达225斤，正是清代漕运时期官砝的标准之一。据孙林瑞介绍，当年他一共发现了两块官砝，另外一块在文庙二道牌坊附近，重量刚好是这块的一倍，验证了官砝重量的倍增原则。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他把那块大官砝捐赠给了天津市民俗博物馆，现在被收藏在老城博物馆里。 据查证，官砝在《长芦盐志》中有文字记载，但长期以来都没有实物出现。这两块官砝的发现，填补了国内盐运史上缺乏实物文物的空白，更是天津漕运文化兴盛的一个重要明证。通过它们，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得出当年漕船穿行于海河之上，一路乘风破浪的气势与风采。 漕运的兴盛使得天津迅速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以及河海型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作为南接北连、东出西进的水陆交通枢纽，漕船、商船“鱼贯而进，殆无需日”，带来了粮、盐、绸、茶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贸易发展。 天津因河而兴，因漕运而繁荣。早在很久以前，人们便沿海河两岸靠水而居，渐渐形成村落、集市，随着南北交通的日益发达，海河两岸越发繁荣，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历史风貌和市井风情。 早在距今二百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一部反应当时大运河全程水利河道情况的《治河全书》就曾描绘了天津水域两岸的景物。京杭大运河蜿蜒曲折进入天津界，作为出入京都的水路咽喉河西务紧邻河边，是历代朝廷设置钞关、驿站、武备之处，数百年间，因其繁华而素有“京东第一镇”“津门首驿”之称。运河流经武清县，沿岸已有些散落的村庄，在与海河交汇的三岔口处，四方的天津城外已有了许多房屋，娘娘庙、望海寺等建筑飞檐高挑，四周杨柳依依、桃花盛开，好一幅春暖花开的景象。 到了清末民初，漕运达到鼎盛时期，海河两岸的繁华景象更不可同日而语。天津名画家杜明岑历时二十载绘制的十米长卷《寒秋津卫图》，被誉为“天津的《清明上河图》”，以白描的手法全景展示了海河的漕运盛况及沿河两岸的市井风情。彼时的三岔河口终日船只繁密百舸争流，随着贸易的发展，附近的针市街、估衣街已成为热闹的商业中心，津门不少延续百年的知名老字号都发祥于此。 “有钱人去估衣街，没钱的老百姓就去南市。”南市原是城南的一片洼地，后来逐渐形成摆摊卖艺人的聚集之所，也是三教九流汇集之地。穷苦老百姓在此处摆摊卖艺，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是旧时天津市井风情的真实写照。 海河漕运不仅给天津带来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也吹来了西洋风。天津开埠以后，西风东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在全国兴起。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负责“所有天津洋务一切事宜”，于是天津成了北方的洋务中心。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也以天津为基地试行他的“新政”，沿中山路修建了北站、中山公园、劝业会场等，开办省立图书馆、天津博物馆、商品陈列馆等，作为北洋实业运动发展的一座平台，意在与租界抗衡。 “洋务运动给天津带来了西方文化，历史上，没有哪座城市在中西文化的结合上做得比天津更好。”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郭凤岐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