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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汉太原的交通线路 西汉太原的交通形势较之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建立起通往全国的道路系统，使太原周边地区完全纳入了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汉三年，刘邦派遣将军韩信进攻魏，俘虏魏王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太原正式纳入西汉政权的控制之下。汉六年十二月，“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以防备匈奴的入侵。而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为由，“请治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引者注）”，刘邦答应其请求。但又不信任而去信指责他，“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次年冬，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今山西省代县——引者注）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兵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今山西省神池县——引者注）西北”。[14]《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云：“汉初定，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在这次战争中，匈奴假装失败，引诱汉兵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汉书》卷一《高帝纪下》云：“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可知由太原西北行可通过马邑抵达大同。既是匈奴南侵的线路，也是汉军抵抗匈奴的线路。汉十一年，刘邦在邯郸诛灭陈豨时，其残部在北方各地起兵，“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15]这些事实说明西汉初年从邯郸可以直接进入太原，从太原西北行可以攻入马邑。而匈奴进攻汉朝时，也是由此南下。 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安全，刘邦立其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言“都中都”）。汉文帝前元二年，又立其子刘参为太原王。前元三年五月，“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汉文帝从关中的甘泉到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引者注）渡过黄河至太原，在太原停了十余日。此时，济北王得知文帝准备攻打匈奴，于是起兵造反，“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说明长安与太原之间的交通线路是非常便利的。汉武帝巡幸全国时，也曾到达太原。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在河东他曾“幸中都宫”。[16] 汉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17]从此段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学术信息，从包括太原郡在内的5个郡直接运粮到关中有着较之水路更为便利的陆路运输条件，交通道路的发达自不待言。 从《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所记述的相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太原周围地区便利的交通网络。太原郡的郡治晋阳，下辖21个县，依次是：晋阳、葰人、界休、榆次、中都、于离、兹氏、狼孟、邬、盂、平陶、汾阳、京陵、阳曲、大陵、原平、祁、上艾、虑虒、阳邑、广武等，除晋阳外，在20个县与晋阳之间必然建立起了交通往来的线路。在叙述赵地时说：“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从邯郸到太原之间有便利的交通条件，通过太原可直达云中、五原等地。 两汉之际，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帝派遣鲍永安定北方，冯衍劝说他“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鲍永“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捍卫并土”。而田邑后来投降刘秀，冯衍对他进行了指责，田邑在答复他的信中有“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之语。[18]李贤注云：“大谷自太原趣上党之道。不窥言不来救也。今并州大谷县西有大谷是也。”从太原到上党必经大谷。西汉末年，第五伦为乡啬夫，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19]从河东到太原和上党等地交通的发展，为商贸运输提供了方便。 东汉初年，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务，建武二年（公元26年）四月，光武帝以“兄子章为太原王”。建武九年正月，“徙雁门吏人于太原”。[20]因匈奴继续南侵，为了抵御匈奴，东汉政府在太原周围及沿边各镇建立了相互往来的立体交通体系以抵抗匈奴，形成了颇为便利的交通网络。建武七年，光武帝“诏（杜）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九年，与雁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尹由于繁畤，芳将贾览率胡骑万余救之，茂战，军败，引入楼烦城（今山西省神池县——引者注）”。[21]建武十四年，马成率军屯常山、中山以守备北部边境。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建立起“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的边防防护体系，形成“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的战略防务。[22]由此可知，太原已经成为北部边境重要的军事堡垒，其便利的交通是其充当此重要位置的关键。 虽然说交通形势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太原地区地形险峻之处的交通环境仍然不容乐观，特别是对粮食运输带来了不利，因而有疏通河流发展水运的做法，永平年间，“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公元76年），汉章帝授予邓训为谒者，“使监领其事”。邓训经过考察认为不可行，上言肃宗，“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23]李贤注引《水经注》云：“汾阳故城，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今山西省静乐县，汾水由此流向太原——引者注），在晋阳西北，石隥萦委，若羊肠焉，故以为名。今岚州界羊肠阪是也。”《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载，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罢常山沲呼石臼河漕”。李贤注云：“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县东北。时邓训上言此漕难成，遂罢之。”说明从水路通往太原的交通线路因为地形的限制而无法成功。 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便利，也为东汉都城洛阳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汉灵帝时，因洛阳南宫被大火烧毁，为重修洛阳南宫，宦官张让等劝说灵帝“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24]虽然因宦官的掣肘而使宫室难成，但从洛阳到太原较为便利的交通线为运输木材提供了方便则是显而易见的。黄巾农民起义时，“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25]交通条件也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