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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交通工具，总的说来，可分为畜力和人力两大类，畜力交通工具有骡车、牛车、驴车、羊车、大车、驴、骆驼、马等。人力交通工具有船、人力车、三轮车、轿和白桥、扛肩、担挑、冰床等。 1、骡车，又称轿车，是用骡子驾辕的一种车。据陈育丞先生介绍，骡车是辛亥革命前北京的一种主要载人工具。向有“京车”之誉。骡车由车身、车轮和车轴、车围、套具四部分构成。车身有车辕、车前盘、车厢、车后尾四部分，主体是车厢。车厢有穹形顶棚，有门有窗。官用骡车车轮较高，辐条较细。车毂凸形，车轴稍长，俗名“陕西脚”。普通骡车车轮俗称“笨脚”，跑车车轮特别沉重，以免翻车。北京骡车的车轴（轴承）很有名，车行时触发出一种极清脆悦耳的响声。车子跑快了时，远远听去仿佛是京剧鼓板“单皮”在“放丝鞭”。只有北京的工匠具有制造这种车轴的技能。车围有内围、外围之分。外围用蓝布，在距车底盘约半尺的地方向上翻卷，卷起的部分，改用杂色缎，镶以黑缎边缘，名为挽手。内围，下部用杂色缎，镶黑边，名为卧厢。上部与车顶多为白色或淡蓝色。夏天，外围两侧各开大小不同的纱窗。纱窗之上加蓝布遮阳，下熏黑绸飞瞻，名小帐子。车前也架遮阳，名大帐子，夕阳西下或晚上行车，大帐子已不需用，便撤去。夏天，为了车厢通风，撤去里围，只留卧厢及车顶，周围遮以熟罗帘子，以防日晒。雨天，车外加油布。冬天，车上罩以灰色或黄色的氆氇雪顶。套具则包括骡子驾辕时用的鞍子、夹板、笼头、缰绳等物。鞍子较大者，称为大鞍车，多是王公贵人、满族命妇乘坐的。车夫三人，两人拿辕，一人牵骡，皆步行。另有小鞍车，用途较广，人人可坐。清末一些纨绔子弟多在小鞍车的制作和装饰上争奇斗胜。北京骡车所用的骡子，多来自陕西，人称“西口”，以颈长、胸宽、腰瘦、胫细者为优。毛色则以“缎子黑”、“野鸡红”、“菊花青”、“墨里藏针”、“香青”等为上乘。北京车把式的技术是很高超的。在最繁华的大栅栏，路仅容两车击毂而过，北京的赶骡车者也既能避人，又能避车，绝少事故。过去北京的骡车，有自用的，也有营业性的。自用的，无需多说；营业的，就是专门拉送客人的。但只有“站口儿”一项。所谓“站口儿”，就是骡车营业者白天在固定的一处胡同口等待乘客赁坐。起初多自己赶车，待收入渐厚，便再拴一辆，可雇人执鞭代赶。 2、骡驮轿，是用两头骡子驾驮的一种轿。这种交通形式实质上是坐轿，但这种轿不是前后2人或4人或8人抬行，而是前后各有一头骡子驾驮着轿杆而行，故称骡驮轿。这种轿比一般轿略大，可坐2人。轿内备有寝具，可以躺卧，是适于长途旅行的一种交通工具。一般可日行百里。行途中有两人赶骡，一人徒步，一人骑驴。 3、驴车，是由驴拉的车。过去，北京的驴车很多。后来骡车，马车兴盛起来，驴车日渐减少了。驴车也有自用的和营业的之分。自用的驴车，如粮店有自备驴车，外出送货用。郊区农民有自用驴车，用以进城拉粪土或卖瓜果蔬菜等农产品。营业驴车是用以拉送乘客的。有“站口儿”和“跑趟子”两种。“站口儿”者和营业骡车一样，在一定的处所等候雇客，或送一程，或包车来回。 “跑趟子”又叫“跑海”或“趟子车”，即赶着驴车沿着一定的路线来回拉客。过去，在天桥到永定门，东四到朝阳门，西直门到海淀等路段，都有趟子车。趟子车由某地到某地，是有定价的。因这种车较简陋，定价也很便宜。早到的乘客抢占前辕坐处，比较舒适。后来者便盘腿坐在车厢内，比较苦。最后上车者，只能坐在车尾，有被颠簸下来的危险。民国以后，这种驴车逐渐绝迹。 4、牛车，过去，北京的牛车主要是慈善机构育婴堂用以捡拾婴尸的。牛车上有一个大木箱，后面开一洞口，洞上悬一幅黄色布匾，上书“陆地慈航”四字。每日拂晓，育婴堂有人赶着牛车到处转，遇到婴尸多为被掐死的私生子便拣拾起来，从洞口放入牛车上的大木箱内。有的被拣回的婴儿尚未断气， 还可以救活，也收养在育婴堂内。 5、羊车，这是少数人家特地制造的一种小型轻便的敞车，由一头山羊驾车。可以用来驮载一两个小孩外出游玩。 6、骑驴，驴是既易饲养又较驯服耐力的牲畜。骑驴代步，方便省事。从前，北京城内骑驴往来的人多有。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初一日，北京大风，有人骑驴从正阳门前过，被风倦起，落到了崇文门地方，人驴俱无恙。北京城内也有人家养驴营业，招客骑行。从新街口到西直门，交道口到安定门，东四到朝阳门等街上，多有这样的营业驴。从宣武门到白云观，营业驴更多，以便人们到白云观赶庙会、进香或游玩。所以，今宣武门东河沿街旧称赶驴市。这里的驴似乎更有灵性，雇客付钱骑上去后，不用驴夫跟随，驴就主动地驮着雇客快步跑到白云观，停蹄不动，待雇客下来。早在白云观的合夥驴夫拉到客后，用手一拍驴身，驴又自觉地跑回赶驴市。这大概是因为这种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赶驴市与白云观之间，也就有了经验了。驴，不仅可供人骑，，而且还能驮货物。 7、骑马。马是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本次论文主要介绍马。 历朝历代的驿站，都备有若干马匹，以供递送文书的人或过往官员骑乘。马跑得快，跑得远，将士出征离不开它。但在北京城内，文武大臣上朝，除了少数高官之外，都要骑马。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满族尚武的传统，对于官员坐轿严格限制（上文已经详细谈过），尤其要求武臣必须骑马。所以，在北京旧城某些地方，至今仍然可见“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下马碑。清代还有“前引”、“后从”的制度，即官员外出时，无论是乘车坐轿还是骑马，总有若干仆从骑马前导后随，俗称“顶马”、“跟骡”。 8、浮梁渡船，是以船作桥渡河涉江的交通方式。据《清会典事例》卷939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顺天（府）通州额设桥船五十内，拨给三河县泃河六船。”这样以来，通州的桥船尚余44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拆造通州桥船二十二，作为定额。”此后，通州则有22只桥船。雍正元年（1723年），“古北口滦河设渡船四，交与汛官管理。”乾隆五年（1740年）题准，“直隶省古北口渡船朽坏，别设渡船二，增设桥船十四。”作为浮梁渡船，需要的是坚固耐用，无需精雕细饰，所以这种船如同运货的马车、骡车、大车一样，样式简单，制作省力。 无论黄船、粮船、水驿船和浮梁渡船等，除顺水时可借助水力、顺风时可借助风力之外，主要还是船夫的纤拉和撑划。也就是说，仍是一种以人力为主的水上交通工具。 9、水驿船是水路驿站专用的船只。样式不见记载。明代于通州设有水驿，必定有水驿船无疑。 10、手推车，是一种独轮车。车轮在车身下面，居中。二车把在后，末端系有车襻。人推车时，车襻搭于颈后和两肩，两手分握车把，向前用力，推动车轮运转。车轮车轴原为木质，较笨重，推车费力。车行时，车轴摩擦车耳，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后改进为胶轮轴承，推车省力，且无噪声。手推车功用较广，既可载人，又可运货。旧日北京卖水的、卖菜的、掏粪的，以及农民运土运粪、运稼运粮，大都用手推车。 11、喜轿和白轿。过去，北京的平民百姓也用轿。一般结婚时用的轿叫喜轿，送丧时用的轿叫白轿。喜轿是结婚时新娘坐的，一般为红轿，轿夫4人，前后各2人，有的地方除红轿外，另有两乘绿桥，是男方娶亲太太和女方送亲太太坐的。20年代后，流行新式婚礼，北京人结婚才渐渐改用马车或汽车迎亲。白轿是旧时有钱人家发丧时用的。老北京的风俗是，送葬的晚辈乘坐白轿。若是女人，限于已婚者，未嫁女子不能坐白轿。 12、扛肩、背负和挑担。扛肩俗称“窝脖儿”，是旧北京城里的一种行业。干这行的人主要是为人搬家或代人送嫁妆。极少数“窝脖儿匠”为皇室扛运贵重陈设，这样的“窝脖儿匠”专归皇宫懋勤殿绳子库管。窝脖儿需有一定技能，一般人“窝”不了那些又长、又高、又重、又易碎的物件。他们的“窝”法是，先将要搬运的物件放在一个一尺半长、一尺七八宽的长方木板上，并用软线绳捆绑好。然后由二人抬起，放在“窝脖儿匠”的垫有一根下铺棉布垫板条的肩上，“窝脖儿匠”一手扶物件，一手前后甩动，两眼向前平视，迈大步急行。到达目的地后，仍需二人将肩扛物件接抬下来。除了肩膀能扛外， “窝脖儿匠”还需有健步如飞和拆装各式家俱的技能。清末北京有名的“窝脖儿”范茂贵，仅用4天时间，就把60斤重的铜狮子“窝”到遵化马兰峪的慈禧太后陵墓去。背负就是背运东西，甚至背人。清末，北京多大雨，街路积水成河，没膝没腹的，一般人难以通行，遂有专门背人过街而挣几文钱者。至于旧时北京卖菜的、卖鱼虾的、卖鲜花的以及煤铺送煤、灰铺送灰、饭馆送酒菜等，多是担挑。扛肩、背负、担挑，都是以人力为主的交通运输形式。 13、船是主要的水路交通工具。古代的船也是多种多样。远的不必说，明代有黄船（御用）、马船（由川滇转送马匹专用，永乐迁都北京后，专用运送官物）、快船（水军征战用）、海运船（备使西洋诸国）、供应船（为皇室捕渔用）、后湖船（在南京后湖，为楼座船，供游览用）、战船（征战用）、粮船（又分遮洋船和浅船二种，均用于漕运）等等名目。② 清代则有粮船（漕运用）、战船（又有外海与内河战船的区分）、水驿船（用于水路驿站）、应差船（又有沙船、便民船、黄快船、楼唬船、宣楼船、大江差船等细目，备官府随时差遣）、救生船（专于江河激流险滩处备抢险救生用）、浮梁渡船（藉以渡河用）等等类分。③ 但是，在北京地区能见到的，仅黄船、粮船、水驿船、浮梁渡船等而已。黄船，在上面的《御用交通工具》部分，曾谈到龙舟，就属黄船之类。《明会典》载：“国初造黄船，制有大小，以备御用。至洪熙元年（1425年）计三十七只；正统十一年（1446年）计二十五只。常以十只留京师河下听用。”④ 《养吉斋丛录》所谓前明遗留于北京皇城西苑太液池中的“蓬岛飞龙”一船，是否就是明代留用于京师湖中的黄船之一呢？颐和园内至今存有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雕造的石舫，光绪十九年（1893年）稍加改造，改名清宴舫。这个石舫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无实用价值，但通过它可以想见明清黄船的样子。明初南京后湖（即玄武湖）船或许与其相仿。 14、粮船，是专门用于漕运的船。海运粮船叫遮洋船，河运粮船叫浅船或剥船。北京作为金、元、明、清的帝都，它的粮食供应和财源完全仰赖于东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规模的漕运，就没有北京作为千年帝都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当年北京的粮船是很多的。永乐初，无论是海道运输的遮洋船，还是运河运输的浅船，都能由直沽（今天津）溯白河而至通州。后来只有蓟州军饷用遮洋船海运，北京和通州国库里的粮食，全由浅船运输。明万历年间，用浅船运达京、通仓的米粮达370万石，而遮洋船运至蓟州的军粮仅24万石。同时间内，全国造船共12143只，其中浅船占95％以上。据文献记载，一只四百料浅船，底长5丈2尺，头长9尺5寸，梢长9尺5寸，底阔9尺5寸，底头阔6尺，底梢阔5尺，头伏狮阔8尺，梢伏狮阔7尺，梁头14座，底板厚2寸，栈板厚1寸7分，钉1尺3钉，龙口梁阔1丈，深4尺，使风梁阔1丈4尺、深3尺8寸，后断水梁阔9尺、深4尺5寸，两 〓（上“广”下“敢”）共阔7尺6寸。打造这样一只浅船，需用楠木7根，楠木短枋、连二枋、连三枋各一块，榆木1根，杂木5根又3段，大小钉锔700斤，艌麻200斤，油灰200斤，桐油30斤。⑤ 清代的运粮剥船大小有变。例如顺治初年造的粮船，船底长5丈2尺，中间阔9尺5寸，龙口梁、使风梁阔均不过1丈4尺，断水梁阔不过9尺，船体大小与明代浅船相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题准，各省粮船式样改定为长7丈1尺，阔1丈4尺4寸，较以前增大。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因“各省漕船过于高大沉重，行走濡滞”为由，议准北河官设剥船1500只，每只身长5丈8尺，中阔1丈8寸，后阔8尺1寸，九舱，每舱深3尺，装米300石，⑥ 又比康熙时船小了许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