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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畬田民族的出现与经济重心的南移 畬田民族是以畬田，即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民族，他和今天的畲族既要联系，又相区别。畲族是最主要的畬田民族之一，但历史上的畬田民族，除畲族之外，也包括其他一些以畬田为特征的民族，如苗、瑶、壮等其他许多南方少数民族。 畬田民族也是中国大地上古老的民族，但有关畬田民族名称的历史记载却是在唐宋以后才出现的。近人傅衣凌对畲族名称之起源做了考证，他在《福建畲姓考》中写道：“唐宋以后，汉人来者益多，越民之强悍者被迫入山，因得峒寇、峒獠之名，又以其烧山地为田，种旱稻，刀耕火种，因名为畬，赣粤两省则写为輋，即种畬田之人也。”[i]据《畲族简史》所附之畲族历史“大事年表”，最早的大事发生在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而“畬民”一词最初则是南宋期间出现的孝宗淳熙十四年到度宗咸淳五年（1187－1269年）刘克庄所写的《漳州谕畬》一文中。[ii]众所周知，唐宋时期，正是中国经济重心南迁时期，畲族在汉文文献中的出现，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同步。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点似乎被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 尽管学术界有关今日畬田民族族源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然而无论是土著还是外来，唐宋以后南方的畬田民族都要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北方人口潮水般的涌入。唐宋时期，北方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大量南迁，经济开始衰退，与此同时，南方却由于相对的和平，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不仅自身的人口迅速增加，还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人口，随之而来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局面，人口分布也呈出由下而上，即由平原地区向山区的发展趋势，外来汉族人口与土著的或先期到达的畬民就这样在东南丘陵山区不期而遇。“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畬客”[iii]。入宋以后，由于金元的进入，北方人口因躲避战乱而纷纷南迁，更掀起了移民的高潮，出现了自“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的情形。这些南迁的居民加上先前移民的后代更形成了对山居畬田民族的包围圈。根据50年代对于福建福安畲族的调查，“由于本地畲族居住山岭中，畲族村庄的周围和平原地带，形成一个汉村的包围圈。”始时，这种包围圈也许还比较大，所以呈现出“畬汉杂处”的状态。随着汉族经济的进一步向山上发展，包围圈日益缩小，以及处在日益缩小的包围圈中的畲族“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的继续存在，畬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也就在此难免。于是从唐宋以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蛮僚之乱”或“畬贼之乱”。如福建《云霄厅志》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泉、潮间，蛮僚啸乱，民苦蛮僚之乱。”《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昭宗乾宁元年，汀州宁化县南“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宋史·理宗本纪》和《宋史·许应龙传》记载：绍定三年二月，“汀、赣、吉、建昌，蛮僚窃发”，“盗钟全相挺为乱”。《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辛丑，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畬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至元二十五年，“畲贼千馀人寇龙溪，皆讨平之。”至元二十六年“畲民丘大老集僸千人寇长泰县。”至元二十七年“广州增城、韶州乐昌以遭畲贼之乱。”等等。 这一系列的冲突，正是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畬汉杂居，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不和谐的声音。冲突的起因首先在于土地之争。畬民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外来的汉人掠夺了自己的土地。如畲族史诗《高皇歌》中就有“开着好田官来争”之句。而汉人则认为，畬民占据着山田，使自己无以在山区安家立业。“处处山田尽入畬，可怜黎庶半无家”[iv]。冲突因此而起。 在这场冲突之中，畬民处于劣势。一方面，被迫采取以土地换和平的方式，如各地畬民所保留的“祖图”中，都有此类语言：“我居深山，离田三尺，离水三分，并吾子孙永远耕种，不与军民等人混争。如坟林，只留中心壹十八步，亦不与官员子弟争阻。”[v]另一方面，则不惜挺而走险，以武力相威胁，夺回被汉人占领的土地。于是在明代的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交界地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各县乡民早谷将登，各巢畬贼修整战具，要行出劫。”[vi]结果“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江西的上犹县、大庾县和南康县被畬民占据的土地达到了一半。[vii] 二、唐宋时期的畬田 畬汉冲突实际上是两个农业民族之间的斗争。一个是传统农业已相当发达的汉民族；一个是尚处在原始农业的畬田民族。唐宋以后，汉族农业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相比之下，唐宋以后，一些畬田民族的农业还非常落后。畬田民族还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采集狩猎经济还占有相当多的成分，在畲族聚居的一些地方的方志中大量充斥这样的一些记载：说畲族“依山而居，采猎而食。”[i]“居山中，男女皆椎髻跣足而行，其族畏疾病，易迁徙，常挟驽矢以射猎为生。”[ii]“揭阳輋岩居，刀耕火种”[iii]。“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iv]农业虽然已经发生，并在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但生产方式非常落后，典型的特征便是刀耕火种，即畬田。这也就是他们被称为畬民的原因。因此，有学者又说：“畬民是农民的一种，他们习惯火耕，喜迁移，得名畬。因为要和一般业农的人民区别，所以叫他们畬人、畬民，因为他们来去无常，所以叫他们畬客。”[v] 汉族的历史上也经历过畬田阶段。商周时期就已有关于“畬田”的记载。《易·无妄》有“不耕获，不甾畬”句。《诗经·周颂·臣工》中则有“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古代的辞书，如《集韵》及《广韵》等将“畬”解释为“火种也”或“烧榛种田也”。今人更从文字学和民族学上对畬字进行推断，认为畬字所从余应为田间窝棚一类建筑物，这种建筑物的存在表明这里的土地正在被利用。……窝棚象征着撩荒耕作制中的现耕地。由于在撩荒耕作制中实行火耕，即使从生荒耕作制转变为熟荒耕作制，火耕的习惯仍然长期沿袭下来，所以“畬”又取得了“火耕”的意义。[vi] 畬田在商周之时出现之后，沉寂了数千年的时间，在唐宋时期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个中原因值得一究。畬田首先见于记载的商周时期，正是中国北方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时期，在传统农业之中，精耕细作代替了休闲耕作，畬田也就在人们的笔下，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南方山区还仍然存在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的生产方式，只是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山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畬田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畬田又开始出现在人们笔下。其中三峡等地的畬田最有典型意义，唐宋以来有记载也最多。 根据唐宋时人对于畬田的描述，所谓畬田，实即山民在初春时期，先将山间树木砍倒，等倒下的树木“干且燥”之后，便在春雨来临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烧光，“藉其灰以粪”，用作肥料。从刘禹锡的诗句“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来看，用来放火的火种是采用敲击石头来取得的。这种石头当属燧石。焚烧后的第二天便“乘土热”，甚至是“火尚炽”的情况下，即以种播之，然后用锄斧之类的农具盖斸掩土，覆盖种子，以后不做任何田间管理，包括中耕除草就等待收获了。 在这一过程之前往往先要进行占卜。占卜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地方最宜烧畬？何时会下雨？等，其中确定下雨的日期，即“候雨”，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播种之后种子能否顺利萌发，生长茂盛。唐白居易“归田”诗中有“候雨辟菑畬”的说法。[vii]宋范成大《劳菑畲，并序》则说：“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诗中又说：“颇具穴居智，占雨先燎原。雨来亟下种，不尔生不蕃。”占卜分龟卜、瓦卜和泉占等方式。瓦卜采用敲击方式。如唐温庭筠《烧歌》：“持钱就人卜，敲瓦隔林鸣。卜得山上卦，归来桑枣下。”（《全唐诗》，6709页）。瓦卜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畬民已过着相对定居生活。而龟卜则采用钻挖，如唐刘禹锡《畬田行》：“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全唐诗》，3966页）。宋李复《夔州旱》：“耕山灰作土，散火满山卜龟雨”（《潏水集》卷十六）。欧阳修《寄梅圣俞》：“邀龟卜雨趂烧畬”（《文忠集》卷十一）等。这种方式可能跟商代利用甲骨占卜是一样的。泉占可能与卜居有关，主要考察何地适宜居住，而最主要的条件就在于是否有水源。如刘禹锡《莫猺歌》：“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全唐诗》，3962）。占卜并非人人都会，而是由专人掌握，掌握占卜的人可以从中取得收入。在他们看来，下雨是神的旨意，掌握占卜的人传达的是天神的旨意，所以有“瓦卜传神语” （《全唐诗》，2540页）的说法。 在畬田农业中最重要的工具是作畬刀而非牛耕，所谓“田仰畬刀少用牛”（《全唐诗》，4593页）是也。畬刀主要用来砍伐树木，与之具有相同作用的便是斧头；其次便是锄，锄主要用来去除烧过之后所留下的根株，唐贯休《深山逢老僧二首》诗云“自把短锄锄榾柮”（《全唐诗》，9334页），以及斫土覆盖播下的种子，而不是用来中耕除草，所以杜甫的诗中又说：“米涩畬田不解锄”。第三项工具便是镰刀。不言而喻，镰刀主要用于收获。畬田所用的农具在唐诗中也有所反映。“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全唐诗》，396页） 畬田过程中以播种之后的覆土工作量最大，因为覆土时不仅要将播下的种子用土掩盖起来，而且还要对一些砍烧不完全的树木“榾柮”重新处理，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因此，畬民在畬种时往往采取集体劳动互助合作的方式，但由于山区相对人口稀少，居住极为分散，还没有形成村落，如唐常建《空灵山应田叟》诗曰：“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全唐诗》，1460）散居的的畬田民族象天空中的星星点缀山头，故又称为“星居”，刘禹锡《莫猺歌》“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全唐诗》，3962）。宋人冯山《和子骏郎中文台》：“地接松扶绝塞边，星居人户种畲田。”（《冯安岳集》，卷十二）。复由于居住分散，劳动力很不集中，有的劳动力甚至来自数百里之外，这数百里之外的劳动者是如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呢？靠的是约定，约定今天帮这家，明天帮那家，在这家时由这家提供酒食，在那家时由那家提供酒食。集体劳动中为了提高劳动兴致，还有人专门负责唱念做打，进行各种文娱表演。[viii]这种集体劳动，互相帮助，且歌且舞并伴有祭神的场面，在唐宋诗词中也多有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