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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这种积储而备灾害的设想是中国古代备荒思想具体体现。史称“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１］说明孝文帝的实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韩麒麟在所上陈时务表中指出：“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２］建议政府重视积储以解决灾荒之年缺粮问题。他的儿子韩显宗也曾向孝文帝建议“故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３］ 北魏帝王还有一个较为典型的救灾措施是反复祈祷或通过减少饮食以祈求上苍的垂爱。文成帝和平五年四月闰月，“帝以旱故，减膳责躬。是夜，澍雨大降。”［４］这似乎是感动上苍所致。孝文帝也曾多次于武州山、北苑以及其他山川祁雨，而结果往往是“澍雨大洽”，这些记载在史书中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太和二十年七月，孝文帝“以久旱不雨，辍膳三旦。”结果是“是夜澍雨大降。”［５］孝明帝也多次下诏要求“可敕内外，依旧雩祈，率从祀典。”“今可依旧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尽其虔肃，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随应荐享。”［６］而有些求雨措施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孝静帝天平二年，“五月，大旱，勒城门、殿门及省、府、寺、署、坊门浇人，不简王公，无限日，得雨乃止。”［７］这种通过用水泼人而求雨的方式透着时人的愚昧与无知。史书中甚而有因求雨时心不诚而致身死的记载，太和二十五年五月元桢至邺，“以旱祈雨于群神。邺城有石虎庙，人奉祀之。桢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当加鞭罚。’请雨不验，遂鞭像一百。是月疽发背，薨。”［８］其实史家是将求雨和疾病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扯到一块了。 除了上述有关措施以外，北魏中央政府也通过兴修水利来解除水旱灾害对农业的威胁。兹略举数例。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薄骨律镇将刁雍在今宁夏灵武一带，对旧有的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水利设施进行了整修，使这一带免除了旱灾的威胁，成为西北地区灌溉便利的产粮区。［９］正始年间，冀、定数州频遭水害，崔楷上疏曰：“顷东北数州，频年淫雨，长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陆连涛，原隰通望，弥漫不已，泛滥为灾。户无担石之储，家有藜藿之色。华壤膏腴，变为舃卤。菽麦禾黍，化作雚蒲。斯用痛心徘徊，潜然佇立也。”因而他上疏要求兴修水利，得到宣武帝的允准。［１０］孝明帝时，裴延儁任幽州刺史，对境内旧有的水利设施进行了整修，“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时水旱不调，民多饥馁，延儁谓疏通旧迹，势必可成，乃表求营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赖之。”［１１］延昌二年夏，徐州一带“大霖雨，川渎皆溢。”李彦“相水陆形势，随便疏通，得无淹渍之害。朝廷嘉之，频诏劳勉。”［１２］关于北魏通过兴修水利以避免水旱灾害的威胁的情况， ［１］《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２］《魏书》卷六十《韩麒麟列传》。 ［３］（《魏书》卷六十《韩麒麟列传附子显宗传》。 ［４］《魏书》卷五《高宗文成帝纪》。 ［５］《魏书》卷六十三《王肃列传》。 ［６］《魏书》卷九《肃宗孝明帝纪》。 ［７］《魏书》卷十二《孝静帝纪》。 ［８］《魏书》卷十九《南安王桢传》。 ［９］《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 ［１０］《魏书》卷五十六《崔辩传附模弟楷传》。 ［１１］《魏书》卷六十九《裴延儁传》。 ［１２］《魏书》卷三十九《李宝传附韶弟彦传》。 我在《北魏的农田水利建设》［１］一文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兹略而不论。 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将北魏中央政府的赈灾和救灾措施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积极的救灾，另一种是形式上的救灾。在我们上述所列的救灾措施中，仓储、移民和发展水利事业可以列入积极的救灾措施，而赈济和减免赋税则属于形式上的救灾，至于说帝王向上苍祈祷或通过减少饮食以求得感动神灵，则完全属于封建的愚昧观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北魏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时代。水旱灾害所波及的地区几乎囊括了了北魏全境，大体上旱灾发生在黄土高原和西北内陆缺水少雨的地区，而水灾则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并且呈现出时间长和反复发作的特点。水旱灾害使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歉收和居民流离失所，特别是旱灾的盛行使北魏时期沙尘暴接连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损失。为了将水旱灾害及其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北魏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救灾措施。(作者： 薛瑞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