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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阶级间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无论进步还是反动、肯定还是否定、赞扬还是批判，人们的目光自然容易长期聚焦在林则徐、洪秀全、杨秀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慈禧、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等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不过，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然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1828—1912年），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容闳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教育领域。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他人的独特意义。 启蒙先驱 “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的先进之区。 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容闳7岁时，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机构纷纷由澳门迁往香港，容闳也随马礼逊学校由澳门来到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勃朗牧师，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使容闳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仑的伟业，纽约的繁华。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看世界则是自然的。 1846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1847年1月初，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4月12日，他们到达纽约。稍事休息，他们便从纽约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于1848年考入耶鲁大学，但昂贵的学费他根本负担不起，这时有关教会愿意为他提供资助，但条件是毕业后要当传教士回到中国传教。虽然容闳在这一年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但却拒绝了教会的资助。他表示，我虽贫穷，但生性自由，毕业后无论选择何种职业，只求选择对中国最有益的工作。正在困难之时，勃朗先生帮助他找到了一个基金会提供资助，使他顺利走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几年中，虽然他在美国的生活如鱼得水，但他仍时时想起祖国，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最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茫无所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学时就自问：“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用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8年的祖国。 从太平到洋务 容闳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虽然失败，但毕竟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是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声。 容闳最先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嗍叮浪枷肟鳌Ｒ虼耍衔锌赡苤С肿约焊脑熘泄墓瓜搿Ａ硗猓葶韧春耷逭牟斜⒏埽蕴骄揪鸵恢焙闷妫в泻酶小Ｋ运?860年冒险前往天京考察。 经过一番周折，容闳一行于11月18日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干王。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畅谈甚欢，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七点建设现代国家之策，如创办现代军队、银行、现代文官制度、学校等等。两天后，洪仁种鞫退妫硎咀约和耆谜庑┙ㄒ榈囊庖澹貌坏狡渌说闹С郑晕薹ㄊ凳Ｃ幌氲郊柑旌螅槿诗任命他为高官，但容闳根据自己的观察，深感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第二天来到干王府，对干王对自己如此器重深表感谢，但将委任状和官印当面还给洪仁痪撕槿诗的好意，而后离开天京。 面对现实，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在上海暂当茶商维持生计，获利颇丰。但他总感到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陷入深深的沮丧、彷徨之中。 正在苦闷之时，1863年春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他收到曾国藩令自己的幕僚、容闳的好友张斯桂、李善兰二人分别发来的五封信，邀他来安庆。他们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办近代工厂的想法，并介绍说他的另两个好朋友、专门研究机器的华蘅芳、徐寿也在曾国藩幕，曾国藩想要容闳为自己创设机器厂出力。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使容闳大为感动，并且感到实现自己生平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于是在9月的一天到达安庆，来到曾国藩幕。 原来，曾国藩想设立机器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对此计划，容闳很是高兴，中国终于有执掌大权之人认识到办近代化机器工厂的重要，但对此计划他并不完全赞同。容闳认为曾国藩并不了解和知道机器生产情况，于是向曾国藩等人解说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的机器的工厂，即“制器之器”。 曾国藩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表赞成，立即要他负责筹办此厂，到美国置办机器。受曾氏之托，容闳于1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容闳所买机器建造的工厂，就是现在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洋务运动是以单纯生产军工产品发端的，而容闳从一开始就指出建立机器厂不能光生产军工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生产农具、钟表及其他各种民用机械。他知道，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武器，或者说主要并不是在于武器，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落后，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他的超前认识影响了曾国藩，使曾从仅想创设制造来复枪的工厂改为建造机器制造厂，中国近代工业化因此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在美国留学毕业前夕，容闳就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回国之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却屡屡碰壁，一筹莫展。得到曾国藩重用后，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时机，因为自己与曾毕竟不熟，而且当时国人对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学完全不理解，若操之过急，很可能欲速不达。 8月，他在美国订制的机器顺利运到上海，完好无缺。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对容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封为江苏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官位五品。 1870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1870年冬，清廷批准派留学生；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国藩等又联名上奏，一方面进一步强调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尽快施行，另一方面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和具体方法，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 但是，克服了官方的障碍后，留学又面临着民间的阻力。按照规划，决定挑选120名12岁左右的学生，分4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但官方出钱派人到美国留学，竟然无人愿去！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当官才是正途，国内的新式学校本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被所有人耻笑，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所以，第一批留学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经过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启航赴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到美国后，这些幼童在美国学校上学，住在美国人的家中，他们和行为举止自然开始变化。容闳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支持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由于经常运动，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而喜欢穿运动衣，最使幼童感到头痛的是头上的辫子，因此有的幼童把辫子剪掉，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官员时再戴上假辫子，后来，被清政府官员发现后非常愤怒。 对学生们的变化，容闳认为很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此事的其他官员却认为是大逆不道，双方矛盾日深。这些官员不断地向朝廷暗中汇报容闳的劣迹。他们攻击容闳对学生失职纵容，甚至说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是鼓励学生入各种秘密社会……总之，出洋留学是利少弊多，要求撤回留美学生。一时间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甚嚣尘上，沸沸扬扬，朝廷于是决定撤回留美学生。一直蒙在鼓里的容闳最后才知道对他和留学生的诬告，愤怒异常，但为时已晚，他的种种努力全无用处，清廷最后决定撤回留美学生。从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将近十年的留美学习，终于功亏一篑。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闳教育兴国计划中途夭折，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容闳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虽然失败，但毕竟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是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声。而且，更是后来越来越强劲的“教育救国”思潮的先导，今日提出的“科教兴国”，亦可溯源至此。 参与维新 从1896—1898年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留美幼童功败垂成，对容闳的理想和抱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不过，在心灰意冷之中，他仍时时关心国事，常为自己报国无门无限惆怅。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美国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他通过关系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 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得张电后，容闳把儿子托付给美国朋友照料后便启程回国，于夏初回到上海。然后他立即赶到南京，拜谒张之洞，向张之洞提出中国行政机关依现代成规，重新组织建设。他的建议说明，他认为中国已到进行制度改革、建设的时候了。然而这些建议不被采纳，他于是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1898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但最后却因官场腐败内斗被朝廷否决。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钱开道。 这时，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危机迫在眉睫，开始进行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寻找、依靠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最后到朝廷制度改造，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通过洋务派的努力最终失败，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闳，仍精神焕发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中去。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成立大会，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一起商讨变法大计。此时康、梁刚登上政治舞台，容已有相当社会声望，而且与康、梁是同乡，因此康、梁对他十分尊重，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而容的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几乎成为维新派的会议室。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纯老”、“纯公”、“纯斋”，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奏折和应对策略，都是在此讨论产生的。 1898年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制度变革必然严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新、旧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9月中旬，双方已经水火不容，最后刀枪相见。9月21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清政府下令通缉康、梁，杀害“六君子”，严厉处罚参加变法之官员。在清廷四处捕人、风声危急之时，容闳首先想到的是康、梁等人的安危，设法帮他们出逃。容闳是维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缉。这时京城已是一片恐怖。容闳冒险潜逃出京，跑到上海，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 走向革命 在弥留之际，容闳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 义和团运动期间，容闳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的用武装解救光绪皇帝的“自立军”起义之事。但自立军最后被镇压，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也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孙中山同样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作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运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为联络容闳，他于8月29日来到上海后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同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1901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1909年二三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至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1.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2.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3.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病愈后想回国看看新中国。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容闳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结 语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 ——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阶段被另一个时代、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者最终也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镇压体制内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将强国不能不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地了解，但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确实难得。 演讲者小传：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小学还没毕业“文革”便开始，于是下乡插队当农民，当兵，当工人。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考上研究生。于是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和《被延误的现代化》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和《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