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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述各文献的记载可知，《明史·郑和传》所记船舶尺度，是只举其大船而略去了中小船舶，在长度上更略去了四尺。正如研究郑和的著名学者郑鹤声所论：“《明史》所记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之大船，即为《西洋记》中之宝船，……《家谱》又有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之中船，即《西洋记》中之马船也。《明史》只载宝船，盖举其大者耳。”⑼ 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的著作，在世界上也颇有影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et)教授于1933年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以及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成书于明正德十五年，即1520年)考订注释后用法文出版，书名为《中国在十五世纪的伟大航行》。两年后，即1935年，著名海外交通史学者冯承钧将该书译成中文，译名为《郑和下西洋考》⑽。该书为“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句加了注释曰：“此种海舶奇大，可参考格仑威尔德书一六八页。总之每舟平均载四百五十人，其舟显然甚大，关于中世纪中国之大船者，可参考玉耳·戈尔迭(Yule Cordier)之马可·波罗(Marco Polo)书，第二册二五三页，又契丹(Cathay)纪程，第五册二五页。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以为中国之大海舶可容一千人，内水手六百，士卒四百。” 元时来我国的意大利杰出旅行家马可·波罗⑾和摩洛哥大游历家伊本．拔图塔⑿的著述，应当说是有参考价值的。郑和众随行人员的行纪与他们的著述可谓一脉相承。文献[6]以为《明史·郑和传》中的宝船尺度是引自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而不足为据之说，看来值得商榷。 综合所引各文献中大船、中船的尺度以及表1中的五种船型，可知郑和庞大的船队中，绝大多数船舶的长宽比值均在2．5左右。这样小的长宽比虽然与现代造船工作者的认识相距很远，但却为近年在泉州、宁波出土的宋代海船所证实。泉州宋船的长宽比为2．48⒀或2．65⒁；宁波宋船的长宽比为2．71⒂或2．8⒃。这样小的长宽比在历史文献中也能找到”⑷⒁。像文献[5]、[6]那样，为附会“沙船比例”或“一般法式”而去修改尺度比，未免有些牵强。一系列资料说明，并非“修史的人未经仔细推敲”，倒是文献[6]把宽改作长，把长的单位丈改作尺，带有随意性，致使所论宝船尺度尚不及《西洋记》中最小的战船(见表1)，这与郑和宝船是不相干的。 顺便指出，郑鹤声⑺⑼、周世德⑸、以及本文都引用罗懋登的文学著作《西洋记》。我国著名海外交通史学者冯承钧曾一再强调：“因为《西洋记》所根据的材料，有一部分出于马欢书"⑽，“未可以为小说而轻之也。”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