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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思想，以农立国与重农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纷起，人们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时的思想家都对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管仲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管仲不仅有“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样的名句，更把农业生产与国强民富联系起来。提出：“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他还告诫统治者，“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基于此种认识，一些诸侯国提出了“耕战”的口号，并通过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战争。这其中秦国的作法最为成功。史载：“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秦国的胜利，实际上是农业的胜利。 在一些诸侯国积极致力于鼓励农民进行耕战的同时，一些思想家也都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自己关于农业问题的看法，形成为农家，成为当时诸子百家之一。《汉书·艺文志》说： 农家者流，盖出自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从中可以看出，先秦农家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其学说的内容带有“官方农学”的色彩；另一派学说则带有“鄙者农学”或“平民农学”的色彩。无论是带有“官方农学”色彩的农家，还是带有“鄙者农学”色彩的农家，其学说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知识。 《汉书·艺文志》所载农家的著作共9种，其中《神农》20篇和《野老》17篇系“六国时”作品。前者为“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后者据东汉人应劭所说是“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而这些作品现都已失传。保存至今的属于先秦时代的农学文献，仅有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类”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 《吕氏春秋·上农》等篇所反映的精耕细作技术 上农等四篇的内容 《上农》即“尚农”，阐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及鼓励农桑的政策和措施。《任地》等三篇是先秦文献中讲述农业科技最为集中和最为深入的一组论文，论述了从耕地、整地、播种、定苗、中耕除草、收获以及农时等一整套具体的农业技术和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任地》带有总论的性质，《辩土》和《审时》带有分论的性质。《任地》提出了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和土地利用的总原则，即所谓“耕之大方”，还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和方法。《辩土》主要是谈耕作栽培技术方法的，即所谓“耕道”。首先谈“辩土”而耕的一些原则。接着谈耕作栽培中要防止“三盗”，即地窃、苗窃和草窃。亟言不合理畎亩结构的危害。以后依次谈播种和中耕的技术原则。《审时》主要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 精耕细作的雏形 《任地》等三篇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精耕细作主要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１、深耕。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开始广泛使用，这为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所证实。与此同时，牛耕也已出现。这些都为农业生产中实现精耕细作准备了条件。到了战国时期，深耕得到广泛提倡。深耕，要求“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使耕过的土地“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除了对深的要求外，《吕氏春秋·任地》还提出，根据土壤自身的状况，进行耕作调整的总原则和一些具体的原则。《吕氏春秋·任地》云：“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刚硬的土壤要使它柔软些，柔软的土壤要使它刚硬些；休闲过的土地要开耕，耕作多年的土地要休闲；瘦瘠的土地要使它肥起来，过肥的土地要使它瘦一些；过于着实的土地要使它疏松一些，过于疏松的土地要使它着实一些；过于潮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爽些，过于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在土壤耕作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２、畎亩。夏、商、西周时期，旨在排水防渍的垄作法即已形成，时称为“亩”。春秋战国时期，垄亩法得以发展，成为畎亩法，着眼点除排水防涝之外，更有抗旱保墒。这就是《任地》提出的“上田弃亩，下田弃畎”。“上田弃亩”，是说：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沟里，而不种在垄上，这样就有利于抗旱保墒。“下田弃畎”是说，在低田里，作垅，把庄稼种在垄（亩）上，有利于排涝。 《吕氏春秋》中还对亩和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故亩欲广以平，畎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辩土》）意思是说，垄应该宽而平，沟应该窄而深。畎亩的耕作有其相配套的农具，畎亩的规格以其所使用的农具为标准：“所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任地》）对于垄的内部构造，则提出“稼欲生于尘，而坚于坚”，就是要创造一个“上虚下实”的耕层结构，为农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 ３、慎种。《吕氏春秋》提出农业生产要消灭“三盗”，其中之一便是要消灭“苗窃”，即消灭由于播种过密，又不分行而造成的苗欺苗，彼此相妨现象。消灭苗窃要从播种抓起，要“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也就是说，播种量要适当，不要太密，也不要太稀。而且要因地制宜地确定播种密度。“树肥无使扶疏，树硗不欲专生而族居”，即肥地宜密，瘠地宜稀。否则“肥而扶疏则多批，硗而专居则多死”。这是有关合理密植原则的最早论述。在株行距上，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做到“正其行，通其风，＃心（必）中央，帅为泠风”。即要求纵横成行，以保证田通通风，即使是大田的中间，也能吹到和风，而不致郁闭。这表明当时已有等距全苗的观念。在覆土要求上，《辩土》篇指出“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即要求覆土厚度要适当，既不要过多，也不要大少，固为，“厚土则蘖不通，薄土则蕃轓而不发”。实际上，当时除了对覆土有厚薄的规定之外，更多的是对就覆土要个要求，这就是“疾耰”和“熟耰”。耰，即碎土、覆种的意思。而疾和熟，而是要求在深耕之后，立即把土块打碎，用细致均匀的土壤来覆土。 ４、易耨。耨，又称为耘。即中耕除草。战国时期，提出了易耨和熟耘的要求，则是要求中耕除草做得迅速而细致。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草窃。然而，中耕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因为古人在中间的同时，还要进行间苗。《吕氏春秋·辩土》指出：“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从作物生长的动态上，指出了掌握合理密植的标准，即在苗期，苗间应相互孤立分离，使其有充分的生长余地；长大后，恰好使植株互相靠近，即相当于现代所谓的“封行”；到成熟时，植株因分蘖增多（三以为族），株间互相紧靠在一起，既可防止倒伏，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力和阳光，从而保证获得最高的产量（乃多粟）。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于是有间苗的出现。而间苗又主要是通过中耕除草进行的。“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博）六寸，所以间稼也。”（《任地》）具体间苗时，还要“长其兄而去其弟”，即要求间去弱苗。因为“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 ５、审时。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是强烈的季节性。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则说：“种禾不时，不折必稴，稼熟而不获，必遇天灾。”“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书中依次论述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从事播种得时、先时、后时对该种作物产量和质量的不同影响，最后从产量和质量的对比中，论证了“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结论。这是针对播种期而言，实际上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时间上的要求。以耕期而言，土质不同，耕作期也有先后，土质粘重的“垆土”，应当先耕，而土质轻松的“靹土”，即使耕得晚些，也还来得及。为了确定适耕期，《吕氏春秋》中还总结了看物候定耕期的经验，指出：“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这是以菖蒲出生这个物候特征，作为适耕期开始的标志。 上述特点之外，春秋战国的农业技术还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如多粪肥田、连种制、防治害虫等，尽管当时还处于雏形阶段，但却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植物生态学和动植物分类知识 随着对于农业生产有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人们对于动、植物及其同周围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从而产生了许多生物学的知识。 《管子·地员》篇主要是讨论各种土地与其上所生植物以及农业的关系的。全文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着重阐述土地与植物的关系。首先论述大平原中“渎田”的各种土壤──息土、赤垆、黄唐、赤埴、黑埴。在这些不同的土壤区中，地势有高下，水泉有深浅，因而它们所宜生的谷物和草木就有差别。次述十五种水泉的深浅各不相同的丘陵地。复述依次自高而下的五种山地，各有其宜生的草木及水泉的深浅，反映了植物的垂直分布。然后得出：“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录次），或高或下，各有草物”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管子·地员》还考察了一个山地的情况，依高度不，把山地分为“悬泉”、“＃＃”、“泉英”、“山之＃”和“山之侧”五个部分，种列出所宜生长的植物名称。还举出了一个小地区内植物自上而下垂直分布的例子，指出“凡彼草物，有十二衰，种有所归”。 后一部分是对“九州之土”的分类介绍：“凡土物三十，其种三十六”。实际上只谈到了十八种土壤，这十八种土壤又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等，各统六种土壤。每种土壤都有它所特宜的两个谷类品种，总共为三十六个。对每种土壤，不但说明其性状，所宜谷类品种，更述及它们在丘陵山地上可以生产的各种有用植物，如树木、果品、纤维、药物、香料等，并及于畜牧、渔业以及其他动物之类。尤以上土之中的粟（息）土、沃土、位土叙述为详。其他各种土壤都与这三种土壤相比，定出它们生产力的差别。 《管子·地员》篇对土壤的分类和每类性状的描述比《尚书·禹贡》更为细致，对各类土壤与植物关系的分析也更为深入，而且进行了理论的概括，是我国古代一篇极可宝贵的生态地植物学论文。 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所认识动植物的种类也随之而增加。《诗经》中所列举的动物就有一百多种，植物有一百四十多种。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对动植物的外部形态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采用比较法和归纳法，对这些动植物作了进一步分类，出现了中国古代动植物分类体系。 关于动植物分类认识，散见子《周礼·地官》、《考工记》、《管子·幼官》、《尔雅》等典籍。《周礼》将植物分为阜物（柞栗之属）、膏物（杨柳之属）、覈物（核果类，李梅之属）、荚物（荠荚、王棘之属）、丛物（萑苇之属）五类；动物则分为虫类、鱼类（又分析为鳞物——鱼类、蛇类和介类——龟鳖类）、羽物（鸟类）、毛物（兽类）和臝物（即指自然界的人类，也包括猿猴类在内）。值得重的是，人们还将动物归总为小虫和大兽。小虫相当于今日之无脊椎动物，大兽相当于今日之脊推动物。《尔雅》中，第一次明确地把植物分为草、木二大类，分动物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这些分类认识为中国后来的动植物分类发展奠定了基础。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分动物为虫、介、鳞、禽、兽、人等类，即本于此。 《尔雅·释草》篇中包含有一百多种植物，都是草本植物，《释木》篇中的几十种植物，均为木本植物，这同现在分类学的认识基本一致。《释虫》篇所列举的虫类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上的无脊椎动物，《释鱼》篇中的鱼类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上的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鱼、鳖），也就是所谓凉血动物，而“鸟”和“兽”也与现在分类学上的鸟、兽类相当。 《尔雁》在分述各类动植物时，在名称的排列上是略有顺序的。如《释草》篇中说：“＃、山韭、茖、山葱、＃、山薤、蒚、山蒜”，把这些植物名称排列在一起，属葱蒜类，同现在分学上的葱蒜属相当。又如《释虫》把蜩、蚻、＃、＃、蜺等不种类的蝉排列在一起，同属蝉类，相当于现今分类学上的同翅目蝉科。它如植物的桃李类、松柏类、桑类等，动物的蚁类、蜂类、蚕类、贝类，甲虫类、蛇类、蛙类等等，都作了分门别类的比较精细的叙述，其中有些还反映了类似于现今分类学中的“属”或“科”的分类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