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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数和兵阴阳家行为，使汉代战争继续保持了传统战争的双重性质。 春秋以前的战争，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是人力、物力与组织指挥的较量，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现为术数的攻防。上文诸多叙述已表明，汉代这一特征仍然鲜明可见。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让我们再以征和三年汉攻匈奴一役为例。战前汉朝进行了大量术数操作已如上述（另西汉向有以女巫诅敌的传统 [38]，此次必不例外），而面对汉朝的军队和军术，匈奴先是缚马诅咒汉军，“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遣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又卜‘汉军一将不吉’”[39]。当双方将士厮杀疆场之际，还有两支队伍在暗中较劲：一是汉朝的方士巫师，一是匈奴的众多巫觋。战争的“术战” 特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顺便指出，不仅匈奴，当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军事术数并将其用于战争。《史记·龟策列传》：“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位，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信，以知来事。”所以汉王朝的对外战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以术数“战伐攻击”的内容。 两汉之际面对各地反叛王莽的所做所为，则可以为内战中同类现象的典型。王莽痴迷术数，一举一动，无不用之。他大造庙祠，禳祷无已， “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40]。又大搞厌胜，派武士入汉高祖庙中剑刺斧砍，住兵其中，下令“使长安宫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刘縯）像于塾，旦起射之”[41]。其命将，乘乾车坤马，以五为纪，“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42]，“如此属不可胜记。”[43]军情紧急时，王莽甚至带领群臣到南郊向天哭嚎以厌汉军，还特别制作了可“厌胜众兵”的“威斗”，置于左右。威斗以五色土和五石铜在特定时日铸成，象征着北斗“不可与敌”的神力。直到绿林军攻入长安，大势已去，王莽“犹抱持符命、威斗”。而在王莽的对立面，农民军和各反莽武装也同样在术数支配下行动。如赤眉军，从齐地带着城阳景王的神像转战南北，由巫觋从中转达神意，遇事和作战听神意以决。这和王莽的举动虽有文野之别，实质却都是以术数为武器，乞求胜利。以术数为军事对抗的手段，甚至体现在武器制作方面。《汉书 ·韩延寿传》：延寿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特意选择月食时制造武器，是因为按照阴阳五行理论此时阴气极盛，而兵器亦为阴杀之器，可达到交感的目的，赋予武器最大的威力。王莽以特定时日制作“威斗”，也是类似的理念使然。于是，武器既是物质的，又是术数的符号和载体，战争的两重性首先发生于战争的工具之中。 术数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的通例，直至近代亦然。然而汉代表现得较后代更为突出，也是无疑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军术和兵阴阳家蓬勃发展之际，与之相对立的军事唯物主义思想亦随之而起，对其进行了尖锐批判。其皎皎者如尉缭、韩非，坚决反对天官时日之说和占候卜筮，认为胜负纯粹由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所决定。然而在汉人的军事著作中，却反而较少有类似声音，绝大多数都充满了兵阴阳家的色彩。尽管贾谊、王充等人曾对术数活动有所批判，但在兵家中并没引起有明显的反响。就是象曹操这样不信方士，坚决反对民间杂神迷信的杰出军事家，出兵时也会垂询兵阴阳学者[43]，所著兵书中也有兵阴阳家文字，如“太白已出高，贼鱼入人境，可击必胜”之类。[44]和战国时期相比，汉代继续保持了术数对军事的强有力支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强化。 三 兵阴阳学说和观念的盛行，对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也有重要影响。 商周军事占候主要由国家和贵族家内常设术数人员来进行，战争期间，他们随军出发，随时满足军术需要。战国时期，随着常备军的形成和战争规模、形式的发展变化，军中出现了专职术数军官，如楚军中有“视日”，即军中日者。《史记·陈涉世家》：“（周文）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如淳注：“视日时吉凶，举动之吉也。司马季主为日者。”《六韬·龙韬·论将》：“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这也反映战国军将幕府内确实配置有术数军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