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西安的钟表行。 选自宗鸣安《西安旧事》1982年，我接触了几位上世纪初“来西安开钟表行”的老伯。他们有的操着宁波方言，有的操着北京方言，给我详细地讲述了“钟表传播”到西安的过程。同时，他们也讲述了他们生命当中最辉煌的“从青年走到老年”的过程。 1931年西安开设第一家钟表行 时间在滴滴嗒嗒地往前走着。时针和分针，一圈又一圈，不停不歇地往前走着。 在火车通达西安之前，那时西安至潼关之间奔跑着两辆客货混装的长途汽车，车的老板是浙江宁波人，名叫许庸令，人称许掌柜。许庸令早年在河南老河口开医院，后由同乡举荐，接管了西安至潼关间的邮件转运业务。那时往返西安至潼关间的邮件很少，这样许庸令也就兼着潼关至西安的客运业务。由于养着两挂汽车，许庸令也就在西安城里开设了汽车修理及销售汽车零部件的业务。 1931年，许庸令在西安南院门开设了西安城的第一家钟表行——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铺面装饰豪华，堪称当时西安城顶顶高级的字号。许庸令委任同乡周伧镛为经理，并招收了陕籍人李蕴华和屈鸿涛为学徒，几年以后，李蕴华和屈鸿涛纷纷自立门户，成为西安钟表行业的后起之秀。 1934年冬天，火车通到了西安。一声汽笛响过，火车轰轰隆隆地开进了西安城，铁路两边的草顶子茅屋有的被火车掀去了顶子，人们抄着手、瞪大了眼睛看着火车从远处奔来，嘴里不由自已地嘟囔：“好家伙，火车原来是个铁家伙!”火车真是个好东西，它给千年古都西安城带来了一次实实在在振兴的机会。 在火车通达西安城的这一年，先后响应地方政府“招徕”政策抵达西安城的外埠客商计有千户之多，他们带给西安人的不只是崭新的工艺和手艺，他们让闭关自守的西安人知道：在皇都之外，世事早已大变。当年来西安的著名商号有：河南商人的“长发祥”，河北商人的“大千洋硷”(肥皂)，河北商人的“燕秦制革厂”等等。另外，还有一伙浙江宁波经营钟表行的掌柜和领东，也搭着火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西安。外省人的行头和派头让西安人开了眼，外省人捎来的货色更是无奇不有、应有尽有。随着火车通抵西安，西安城进入了空前绝后的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好像只是一夜间的事，西安城多了好几家钟表行，有浙江宁波人周庆标开设在南院门的“大西洋钟表行”，有北京人张寅生开设在五味什字的“慎昌钟表行”。这两家钟表行的门楼子一家比一家高级，两家的内外装饰都比几年前开设的亨得利要新颖，而且货色也远比亨得利丰富。当时亨得利钟表行在东大街开设有分号，分号的名字叫“光华钟表行”，领东是宁波人周伦明。三家钟表行争霸西安城，呈三足鼎立之势。随后，山东青岛的应顺昌也来西安凑热闹，在东大街开设了“胜利钟表行”，应时云为掌柜。应时云不肯甘居人后，从店面内外装修到经营品种，都堪称新潮海派，他们甚至从上海请来了久负盛名的上海营造厂为其装修，门厅内外一概欧陆风情，可谓西安城最早的“洋”派建筑。 西安钟表行业的“七大行”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安钟表行业由“七大行”结构出了基础的团队，这“七大行”依次为——亨得利、亨得利分号、亨达利、慎昌、大西洋、胜利及大西洋总号这七家钟表行。从“七大行”来陕及在西安古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安是民族工商业者发展壮大的重要码头，是内陆城市对沿海先进工业输入的重要中转站，是中国西部商业至为重要的发展环节。 在旧社会的老西安，有“同行是冤家”的口谚。可是西安“钟表业”几乎是水一色浙江宁波人，他们不但有以钟表结成的“业缘”，而且有一层源自同乡同埠的“乡缘”，所以，“七大家”虽明争暗斗，但终未制造出什么事端。甚至在1935年冬天他们还自愿组成了“钟表业联欢社”。初到西安，“七大家”也有过因价格不统一、哄抬市价以及给顾客说诋毁对方的话等而产生“钟表行”之间的敌视、仇视现象。多亏宁波籍商人、天华百货店经理胡永康从中周旋，才终未酿成事端。当时胡永康采取的“说和”方式就是请有矛盾的店东在位于正学街口的中央菜社聚餐，以至最后成为一种乡约、乡俗之下的制度。“钟表联欢社”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坐庄；一方面联络乡情、行情、感情，另一方面商议统一零售价格，规定四季营业时间，未经协商，不得擅自涨价或减价；不得互挖墙角拉用同行职工等。当时新成立的胜利和亨达利两家非宁波籍的字号，也应邀加入了“钟表联欢社”。这几家钟表行营业额各自保密，外人不得而知，“联欢社”也无权过问，唯亨达利一家位置最佳，门面装潢美观，所以，招牌最为响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