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朴民居,风格儒雅 民居是村落最基本的建筑。徽州民居体型轮廓比例和谐、尺度近人,给人以清新隽逸、淡雅明快之感。徽州民居外墙高大,形成封闭性很强的宅院空间,天井是徽州民居的生长点,具有承接和排除屋间流水、采光、通风之实用。高大封闭的外墙隔离了自然,天井又将自然引入,外闭内敝,即体现了民居的建筑风格,又折射出商贾、仕人的人生哲理(图2)。徽州民居朴素简洁,同时又注重装饰,厅堂是注重文彩之所,厅堂两侧柱面多刻制楹联,楹联文字简洁、思想深邃、手法生动,既有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读书入仕的,又有反映主人处世哲理、闲情逸致和村居环境的。寥寥数字、寓意深刻,经书法家题写,成为精美难得的艺术佳品,与民居相映生辉、相映成趣,增添了徽州古村落的文化气息。徽商行商在外受外界文化影响,回归故里将外界文化移植家乡,整合在民居建筑上,使得部分民居建筑风格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活跃了村落的景观。婺源豸峰的涵庐、洋屋就是西洋风格与徽州固有建筑风格融合的产物。在空间处理上,徽州民居的马头墙虽然保留,但墙上的门窗形式为西式起券做法。内部也与传统的民居不同,二层围绕天井是一圈西式栏杆装饰的跑马廊(图3)。 图2 典型的徽派民居 图2 典型的徽派民居 典雅雕刻,奇巧玲珑 明清时期,石、砖、木雕被广泛饰以徽州古村落的民居、祠堂和牌坊建筑。“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但受封建营造制度和当地人多地狭、地形崎岖等条件的限制,世家大族追求壮丽的建筑,大多在典雅工丽、奇巧玲珑的雕刻艺术上另觅蹊径,以具有很强景观审美效果的徽州雕刻装饰建筑。黝黑的石雕给人以实在、沉稳的美感;青灰色的砖雕多饰以门罩、门楼,配在高大的素墙上,清新淡雅、疏密相映、繁简相补、重点突出;暗褐色的木雕则饰以民居、祠堂的木结构,自然、亲切。古时徽州人还常将自身的文化信仰、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通过不同的雕刻题材和表现手法体现出来,生动、含蓄。家乡的山川秀色、乡土风情也是徽州雕刻热衷的题材,其中透出浓浓的乡情。 园林情调的景观体现 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 徽州古村落远近皆山,景观效果远观近看各不相同。近看者,山峰引入仰视,激起人的崇高之感;远观者,山峰高耸于远方,或秀色可餐,或似有若无,构成了与崇高若即若离的空间景观美。徽州古村落多溪流,曲折和缓,诉诸人们耳目以潺潺水声,给村落以生机与灵气。 建筑是园林的中心,观赏性是园林性建筑的主要功能。民居是村落的中心,居住是民居的主要功能。徽州古村落的民居兼具观赏性,与园林性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处。徽州民居结构和建材基本相同,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其外观的基本元素,强化了居民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同时,因就地形,随高就低,民居大多在体型和轮廓上不期而然呈现参差错落的变化。使得徽州民居在空间形态上具备了形式美的两个基本条件:统一和谐、多样变化,在统一中见多样与变化,在变化中见和谐与秩序,表现出很强的韵律美、和谐美。远望时,青山绿水、翠野蓝天形成一个多彩的“底”,闪烁其间的“粉墙”是生动的图;走近村落,原先跃前的“粉墙”不断后退,渐渐与明亮的天空融合,虚拟为“底”“,黛瓦”则脱颖而出,跃前成“图”,美不胜收。徽州古村落也不乏园林性建筑。如亭,古时徽州人多视建路亭为善举,于是徽州“三里一路亭、五里一茶亭”。路亭、茶亭点缀于青山、秀水、田园之中,联想古时徽州人在路亭惜别远行经商的亲人,常使世人涌起一股柔情。由此,乡间路亭也成了富有情感的建筑,为徽州古村落增添了温情的气息。园林化的徽州古村落为诗人、画家所咏颂。歙县唐模有楹联赞“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画中居”是古徽州园林化村居环境的真实写照。 雅志村泉,筑室建园 园林化的徽州古村落大多有各样的园林,根据园林特征及所处位置,徽州园林大致可分为水口园林、书院园林和宅院园林。水口是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位于封闭或半封闭的村落空间入口处,大多是两山夹溪的位置。水口在古徽州具有浓厚的风水色彩,风水说认为“水本主财”,“水口者,一方众水总出处”,因此“水出处不可散漫无关锁”,为了留住“财气”和“富气”,保佑全村兴旺,大多人为地在水口增设“关锁”,桥并辅以树、亭、堤、塘等最为常用。于是水口建筑与周围绿水青山融为一体,形成徽州水口园林。徽州水口园林不同于苏州等江南园林,后者多处市井,不易获得开阔的视野和借景条件,形成封闭的格局,造景遵照“虽为人作宛自天开”的原则;前者多建于水口,能剪裁真山真水,充分发挥新安山水的感染力,因地制宜,巧于因借,与山水、田野、村舍融成一体,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历经数百年,仍有不少水口园林得以幸存。如黟县南屏、西递,歙县唐模、许村、棠樾、雄村,婺源洪源、坑头、晓起,绩溪涧洲、冯村、石家村,休宁五城、富溪,祁门六都、张村。 造园活动渗透到书院,使得徽州书院普遍园林化。歙县雄村的竹山书院濒江而立,位于雄村之端,凌云阁、清旷轩、曲廊、平台等建筑,布局曲折、富有变化,满院的丹桂红榴修竹,堆叠其间的太湖石,颇得扬州、苏州园林之雅趣,置身其境悦情怡性激文思。黟县的南湖书院、绩溪的桂枝书院、休宁的还古书院等都是园林化的书院。 徽州古村落一般第宅都有庭院,今存实物如黟县西递西园、兰舫斋、桃李园、亦园、青云轩,宏村碧园、德义堂、承志堂,南屏半春园,碧山耕读园;婺源理坑云溪别墅,思溪敬序堂、庆余园;歙县棠樾遵训堂等,庭院园景布置,追求精巧、凝炼、淡雅,有较为固定的章法,一般以鱼池为骨架,以带美人靠的回廊穿插,漏窗等丰富层次,适当点缀花木、庭石、盆景,园景高度写意化。 徽州古村落景观的形成机理 徽州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脉环绕四周,山脉之间形成休(宁)歙(县)等盆地,源于四周山脉的新安江及其众多支流回环全境,形成闭塞但景色秀美的自然环境。徽州曾是古越人聚居地,后因战乱,成为中国历史上三次南迁人口的重要迁栖地。南迁的中原人不乏衣冠巨族,他们本来就有着强烈的宗法观念、严密的宗族组织,入徽后生存的需要、文化的传承,促使中原世族极力维护、强固原有的宗法制度,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成为徽州社会风尚。宋代,程朱理学故里的徽州深受其影响,宗法观念成为“天理”,朱熹的《家礼》成为徽州人维系与强固宗族制度的基本准则。在宗法观念和宗族组织的支配、控制下,个人的升迁荣辱同宗族紧密相连。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有利于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自身的成功则可荣宗耀祖,提高本宗本族的社会地位。业儒入仕、荣宗耀祖是古时中国人的终极目标,徽州人也不例外,特别是他们中的世家大族,入宋以后虽不能恃门第之崇高而取得官职,但却能凭其家学渊源,走科举入仕之途。 中原人迁徽人口增多,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于是经商之事业起。明清时期,徽人大半以贾代耕,终成明中叶至清中叶数百年间,几执全国商界之耳的徽商。徽商财力雄厚,经营致富后,因封建社会抑商政策等影响,采取“以末取财,以本守之”的方针,将大量商业利润转为地主资本,使得两宋以前贫穷的徽州成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的富庶之地。徽商的发展在资本、人力、结交权贵等方面得益于宗族势力的鼎力支持,为了回报宗族的支持,更为了终极目标的实现,徽商对强化宗族势力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不惜输巨金回故里,在物质上购置土地作为族中公产,其田租收入用来泽惠族党;在精神上广造祠堂、牌坊、修谱谍宣扬宗法观念。徽商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徽州古村落的经济基础,徽商支持下的聚族而居、规模宏大的古村落以及村落中众多高大的祠堂、牌坊建筑形成直观可视的景观,经历数百年至今仍向世人昭示着昔日宗族的荣耀和威严,极大地渲染了徽州古村落宗法观念和宗法制度的氛围。 迁徽的中原大族将中原文化移植徽州,成为当地主流文化。至南宋,徽州作为朱熹的桑梓之地,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蔚然成风,由此成为远近遐迩的礼仪之邦,有“东南邹鲁”之称。“东南邹鲁”广设义学塾学、捐修官学、倡建书院,使得文化教育性建筑遍布徽州城乡,许多至今保存完好,成为徽州古村落的重要文化景观,向世人昭示着昔日的教育盛况。至明代,徽州民居造形、色彩、布局等有了统一格调和风貌,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在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同时,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徽州人将自身思想情感、文化属性和价值观念通过民居等建筑的建筑形式、建筑风格和建筑装饰体现出来,从而使得徽州民居等建筑不仅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 徽州古村落置于青山秀水之中,深得自然之利,采撷自然山水之美顺理成章地成为其景观特征的主要内容。古村落中颇具观赏性的民居等建筑融入青山秀水,造就了园林化的村居环境。园林化的村居环境有着多样的园林,徽州大好山水为多样园林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素材和舞台。徽州园林起源于唐代,到了宋代徽州造园技艺臻熟,文人雅士积极参与,更是左右了徽州园林的创构,为徽州园林注入了浓浓的书卷气。明清时期“贾而好儒”的徽商寓迹四海,久客不归。晚年知还逸老,欲求肩息,雅志村泉,共叙天伦,于是大多输金回乡,筑室造园,为徽州造园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新安画派、徽州版画、徽州刻书等文化的崛起和繁荣,为徽州造园艺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而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派雕刻更是直接渗透到园林创作之中。使得徽州园林既有古朴的田园风光,又超越了一般农人的境界;既是世外桃园,又有奢靡之态的多重表现。 作者: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王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