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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资料来看，西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寒食节还只是一个单一性、地方性的民间节日，节俗活动十分单调，仅有禁火和寒食，流传区域集中在晋地。到南北朝时，其节俗活动从单一的禁火寒食开始向娱乐性方向发展，（9）但它的游戏娱乐性质只是在唐代才达到鼎盛。这当然与唐代特有的社会风貌有关。这一时期，国家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政治稳定的时间也较长，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带来了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人性得到较自由的发挥与张扬，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盛唐气象。在这种大背景下，唐代最高统治者与寒食最盛行的太原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对原本不陌生的这一节日倾注了大量热情，从而将一个土生土长的地域性民间节日改造成全民的节日，将一个原本与神灵、禁忌有关的节日改造成娱乐的伦理的节日。 节日之称为节日，有相对固定的节期是一个必要条件。唐代官方规定，寒食节放假七天，大小官吏及军队将士都可休息。假期之长，在唐朝各节中位居第一。而且官户、奴婢也都有三天的假期。这种用法律的形式对节期的规定，是对这一民间节日的官方认可。从此寒食节摆脱了被官方禁断的命运，在官方的支持和倡导下，在官、民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发展出了一系列特征鲜明、格调突出的节俗活动，从而成为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全民的节日。时人王冷然有诗《寒食篇》很能说明寒食节在唐代所有节日中的突出地位：“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迎尽可怜。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10） 有特定的节俗活动是一个节日之称为节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唐代的寒食节节俗活动之丰富，少有其他节日可以匹敌。首先，最高统治者吸纳了民间禁火寒食的习俗，并将其改造成改新火的新习俗，而且在寒食节的第三天，即清明那一天总有赐百官新火的活动，这在唐代的作品中多有反映。比如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泻，烛耀九衢人。”（11）而谢观的《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对皇帝赐百官火的盛大场面描写最为壮观细致。写道：“国有禁火，应当清明……木铎罢循，乃灼燎于榆柳，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则是太史奉期，司烜不失。平明而钻燧献入，匍匐而当轩奏毕……振香炉以朱喷，和晓日而焰翻，出禁署而萤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门。于时宰执具瞻，高卑毕赐……群臣乃屈膝辟易，鞠躬踧踖。捧煦育之恩惠，受覆载之光泽。各磬谢恩恳，竞轮忠赤。拜手稽首，感荣耀之无穷，舞之蹈之，荷鸿私之累百。”（12）除了赐新火以外，皇帝往往大宴群臣，张籍《寒食内宴二首》之一写道：“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泠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13）从这里可以? （14）从而形成“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15）、“四海同寒食”（16）的局面。此外，统治者还吸收了民间的郊游、镂鸡子、斗鸡卵、斗鸡、走马、蹴毱、击球、荡秋千等活动。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更何况这些活动原本来自民间，所以在唐代十分盛行，以至于频频出现于唐人寒食诗中。如“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17），“莺啼正隐时，鸡斗始开笼”（18），“红染桃花雪压梨，玲珑鸡子斗赢时”（19）。白居易的一首《和春深》，“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20），更写出了镂鸡子、走马、绣彩球、荡秋千、拜扫等多种节令习俗。 《和春深》诗中提到的拜扫之礼古已有之，但将拜扫固定于寒食节期间，所谓“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唯此两三辰”（21），却是唐人的发明。《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22）这段话一方面表明寒食上墓也是来自民间的习俗，另一方面则表明官方出于统治的需要对这一民间习俗加以肯定，并将它纳入礼教的范围，成为法定习俗。官方的这些“因俗制礼”的做法显然深得人心，并极大地促进了寒食墓祭习俗的盛行，果如柳宗元所说：“近世礼重拜扫……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垄，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除了一般百姓寒食墓祭外，上层人物也“不能免俗”，柳宗元说自己四年没有拜扫，则“每遇寒食北向长号，以首顿地”（23），自唐宪宗起还做了朝官在寒食节期间可以回乡扫墓的规定（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