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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不是日历，甚至也不是钟表。当下一个新年到来时，我们会把过去一年的日历揉成一团，或者把日历上美丽的画片剪下来小心翼翼地保存，而把标注着时间刻度的那一部分扔进垃圾箱。钟表的遭遇是一样的：当它们破损之后，时间的含义便从它们身上剥离掉了，我们会抛弃它们，而不论它们曾如何紧密地与时间相连。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时间远离日历；钟表模拟时间但最终与时间本身亦相谬千里。我们只是用日历标刻时间，用钟表模仿时间的流转与循环，但它们却只是时间的投影。 我们得在另外一些东西之上去琢磨时间的含义。譬如，稻谷之一熟，草木之一枯，布谷鸟的来与去，月亮的阴晴圆缺……时间最本质的含义在这些事物上流露得明明白白，沉淀得清清楚楚。当哀牢山云絮奔涌的天空吐出了布谷鸟的第一声呼叫，哈尼族人就知道了：新的一年来到了；当乌苏里江湍急的水流里扑闪出鲑鱼洄游的第一道光影，赫哲族人便相信：又一年过去了。 这才是时间。这是时间最真实的形象。 日子与日子看似相同，但实质不同。这需要眼睛的观察与心灵的颖悟，需要人与天地沆瀣一气，用身体去沉浸，用性灵去把捉。在宇宙苍穹之下在历历万物之上对日子细细分辨。当时间本来隐藏着的刻度被一一辨识出来，当时间流程的节点被从所有的日子里一一挑选出来，大化流衍的隐秘节奏，宇宙运行的美妙韵律，也就历历在目。那些相交、相和、成为界限的时刻，就是天地自然的“节”——节点、节奏、节律；而人对之投入、感悟、交激、体会，就是人的“节日”。 天地自然的“节”，就这样化作人的“节”——归于天地的节，是节令；归于人的节，便是节日。 二、人类所有节日的起源，大致有四种：一、天时地气交和之节点；二、神话、传说、宗教；三、历史事件与人物纪念日；四、国家、政府的行政规定。 西方国家的节日中，起源于后三者的，居多。 东西方的节日文化看来颇不相同。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间的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分辨中西方文化的异同。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节日文化看，西方重人事，古代中华重天道；西方在天幕之下搭建节日的舞台，人是这舞台的绝对中心；古代中华则将天幕本身当舞台，人是这舞台上的角色之一，而台词脚本不完全由人写就，人在台上得跟自然对话，跟天地对话，步着它们的韵律踩出法天则地的舞姿。西方文化重情感、娱乐，节日成为情感喷射的井口；古代中华则在节日容载“参赞化育”（《礼记》）的价值观——天的作用是“化”，化生万物；地的作用是“育”，养育万物；人的作用是“赞”，助成天地之功；三者各尽其能而融为一体，是为“参”。 不过，事情不可绝对视之。有民俗学者就发现：复活节实际上就是春分，圣诞节也许内在地与冬至相关。但不论怎样，西方节日文化的主流却大致地回旋于宗教、历史、人事之间。古代欧洲人过带着宗教色彩的万圣节，近一百多年间的欧洲、北美人，过出于传说的情人节，还过出于纪念人物与历史的母亲节、父亲节、劳动节、退伍军人节（纪念一次大战结束）。 然而一切事情，到了近代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这样一个假想吧！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人——假设一下，他就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他曾经那么热情地赞美过一个阳光明媚的、童话般的中国：“……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穿越时空来到20世纪末的中国，他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节日名单：春节、妇女节、植树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这位自称“努力地读完了能找到的与中国有关的所有书籍”的诗人，一定会在心中大大地惊讶：他所了解的中国人，似乎过的是另一种朝向的节日啊！对比两种完全不同的节日谱系，他定会在心里暗自推测：这个国家或民族，必是经历了巨大的文明创痛和精神突变，否则，怎么至于有如此强烈的断裂呢？ 事实就是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所过的节日，与自己的传统几乎没有关系。在恢复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四个节日的国家法定地位之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近代以来的节日谱系与自身传统形态的差异，可能是最大的，是最缺少自身文化传统的。 三、有两把利剑，斩断了我们的节日传统。 出于对遭受西方列国欺辱的沉痛反思，“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最终发展成严苛的文化自戕。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计划把传统节日改为公历庆祝，为此，不惜采取强硬的行政干预。到了什么程度呢？——谁卖年货，就把谁的店铺砸烂！ 在稻谷之一熟里体验漫长一年的开始与结束，多么本真、多么纯粹的时间感知啊！而今现代化可令稻谷两熟或三熟。全球气候变暖，让那些把目光沉浸在天空里的人们，望穿双眼也等不到候鸟带来的讯息；而冬眠的动物们终于也变得无所适从了，在冬日里早早醒来，紊乱了数万年的生命时钟。古老的宇宙时间被颠覆了。 一个多世纪以前，西方现代性用鸦片战争切断了中国的文化自尊，让中国人在仓惶之间，把文明的步调比照于西方文化来设计；一个世纪以后，西方现代性又以高科技、信息社会、全球化，进一步抢占中国文化残留的空间。 在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份调查里，有57.1%的中国男性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停留在吃、穿等物质层面，而外国节日更注重精神的交流。”另有60.7%的女性认为：“外国节日轻松自在，中国传统节日过得累。” 是什么把中国传统节日竟变成了吃和穿？又是什么把中国传统节日变得不再有精神交流？甚至变得连轻松都寻不到了？古人清明插柳、赏青追远的那番韵致呢？而重阳登高，茱萸系臂，菊花簪发，放目苍崖的那番高远呢？端午节沐兰汤、佩香囊、缠彩缕、食五毒饼、划龙舟、打马球的那番情趣呢？上巳节佩兰、祓禊、踏青、游春的那番情怀呢？而至中秋，人与月色清风相伴，抬头望月，低头思亲，品香茗美酒，赋诗词赏菊花的那番空灵雅意呢？ 不是传统缺乏意义；而是传统在历史的羊肠小道上磕绊与迂回时，不幸丢失了意义。中秋节变成了月饼节。精美的、光彩照人的天价月饼、黄金月饼，将月光的清辉消蚀一空；一个淳朴的节日，被商品经济变得虚夸浮华，变得面目模糊，变成一个可疑而庸俗的商品促销者！中国传统节日的价值性生存，在历史弯曲的隘口里，被消费主义再使出最后一记重拳，终于抽去了它残存的一丝游魂。 同样的事情，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发生。2007 年的哈尼族新年“昂玛突”节，云南元阳县新街镇摆出了600桌长街宴,蜿蜒逶迤，蔚为壮观。各级各部门的行政官员及社会各界代表，亮出手中的入场券，鱼贯入场。菜肴十分精美，整齐划一，数量、品种都是同一制式。原来，长街宴的菜食并非出自民间，而是镇政府花了每桌200元的价钱，把生意给了当地餐馆。 此时，“昂玛突”的真正拥有者，那些面色黝黑的哈尼民众，却被围在“长街宴”黄色的警戒线外,不时地踮脚，朝里张望，看看热闹。 他们成了旁观者。他们失去了庆祝节日的资格。而“长街宴”的发明者，正是他们的祖先。 本来的长街宴呢？——丰收后的哈尼人，将自家饭桌拼接起来，每家捧出几道菜，众人喝酒谈天，说古道今，追诵先祖功绩，祈求寨神护佑，互道祝福。席间，年轻人击鼓而歌，兴起而舞，编织村社互助相爱的亲情网络。 一个纯朴的民间节日仪式，被取其形，抽其魂；之后，便成为一道奢华、浮躁的风景，成为一张推销地方经济的虚伪的视觉名片。 仪式变成了空壳。但是，节日终究是一个民族躯体上那条最绵长、最有韧性的红线啊！它承载了多少文化的精魂？然这悠远的珍稀的价值，却正在变得脆弱、轻忽，也许，一扯就会断。 所以，在新年到来之时，这样的祈祷和祝福，应当在天地之间，沉沉响起：我们民族的节日，万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