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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饰风尚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明代松江府服饰风尚由俭朴到奢靡的变化过程，不仅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而且对周边及全国服饰风尚奢靡之风的盛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全国而言，如果将这一变化与明代经济、思想、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变化轨迹作比较，那么就可以发现服饰制度受到冲击而出现全社会奢靡之风，正是宋元以来程朱理学的僧侣主义与禁欲主义开始受到怀疑与批判，王学逐渐勃兴，小说、戏曲的创作经历了长时期的停滞与萧条，直到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的真实反映。在价值观念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晚明人竟然提出了“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的理念，坚信“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29)，是发展必然趋势。经济实力在这时正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重要力量和衡量人价值的标尺。因此，在明代中后期服饰制度遭到冲击，各地盛行奢靡之风，并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发生大变动的一种客观反映，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30)。从松江府的具体情况看，其服饰风尚之所以在明代中后期日趋奢靡，成为发展的主流意识，并能产生辐射效应，与固有的文化与风俗传统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经济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财富拥有者和豪门贵室推波助澜的结果。具体探讨松江府服饰风尚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大约有4个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理念的蕴育和奢靡风俗的兴起。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松江的风俗几经变化，尤其是六朝以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逐渐南移，江南经济的发展，其地位日益提高。在地理上，尽管僻处吴之裔壤，但“负海枕江，水环山拱，自成一都会。民生其间，多秀而敏，其习尚亦各有所宗，盖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续、康以行谊闻，逊、抗以功业显，而机、云之词学尤著，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盛矣！故其俗文”；昔称“文贤人物之盛，前后想望，虞魏之昆，顾陆之裔，虽通言吴郡，而居华亭者为尤著”，“士奋文学，民兴于仁”。又由于“原泽沃衍，有鱼稻海盐之富，商贾辐辏，故其俗侈”，“有三甲五甲之风，故或号难理，其所由来远矣”。“夫衣食足而则礼义兴，文华胜则淳朴散。今日之俗，识者未尝不喜其盛而忧其弊也”。明代，与松江临近的“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而松江的风俗却正好相反，“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31)。其服饰风尚在明代后期日趋奢靡，与其奢侈风俗不无必然的内在联系。 其次，松江府市镇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明代松江府的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苏州府，正德时期，松江府有市镇44处，但许多较大市镇的经济已相当繁荣，如乌泥泾镇、枫泾镇、朱泾镇、北七宝镇、三林镇都有发达的棉纺织业，共同构成了松江府“绫布二物，衣被天下”(32) 的盛况。而依靠盐场发展起来的新场镇、下沙镇、周浦镇，在盐场衰退后，依然保持工商业兴旺的态势，尤其是新场镇，歌楼酒肆鳞次栉比，其繁华程度超过了上海县城，享有“赛苏州”的美誉。崇祯年间，松江府的市镇增加到61个，其中华亭县增加了3个，而万历元年（1573）有华亭、上海二县析置的青浦县，又新增了朱家角镇、双塔镇等14镇。而在万历年间新兴的朱家角镇，发展为青浦县最繁华、最重要的市镇，“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双塔镇（商榻镇）是“商人往来苏松适中之地，至夕驻此停榻”的交通枢纽；跨越吴淞江两岸的黄渡镇，江北老街属于嘉定县，江南新街则属于青浦县，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形成为“近来商贩颇盛”的市镇；华亭的金泽镇日趋兴旺发达，发展为“市盛佛庐，穷极壮丽”，“舆梁飞亭，列肆又他镇所无”的规模；青浦县所属的北七宝镇与上海县所属的南七宝镇，隔蒲汇塘为界，共同发展为“商贾猬集，文儒辈出”的“邑之巨镇”(33)。嘉靖、万历年间兴起的莘庄镇，北邻七宝镇，南近乌泥泾镇，“其地产（棉）花少稻”，是棉布的生产与集散中心；以龙华寺、龙华塔而得名寺龙华镇，这时也是著名的稀布（号称“龙华稀”）的集散中心(34)。当时流行的“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谚语，正是该地区丝、棉织业发达的生动写照，因此说松江府发达的市镇经济和织造业，为其服装业和服饰风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其具有展示新花样的物质条件，从而也使江南一带成为晚明全国新服饰花样不断推陈出新的最前沿地带。 再次，富商大贾和豪门贵室的极力引导。李梦阳说：“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縠，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35) 此后商贾们的崇尚美衣之俗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社会：“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绔，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36) 使得原本民风纯朴地区的百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那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士大夫阶层的相互攀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弘治《上海志》说：“上海僻处海奥，风气淳朴，民多畏法耻犯，力田远贾，罕闻巧伪。数十年来，人文宣朗，名士辈出，博古慕礼，斐然成风，然颇崇华黜素，虽名家右族，亦以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恬然安之，其凶黠者，甘刑如饴，告讦相高。至于沿沙薄海，则古之所谓三甲五甲者也。尤好崇饰其外，以耸观视而肆，然无所惮焉。故文贤人物之盛，虽日倍蓰于昔，而浑厚之风衰矣。”(37) 时人范濂感慨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38) 奢侈成为一种时尚，猛烈地撞击着明代的礼法道德，使得原先服饰制度所包含的政治内涵随之淡化，代之而兴的是“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的社会风尚(39)。 最后，对清代的服饰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亲历明末服饰风尚变化过程，见证清初松江服饰制度确立的叶梦珠对此作了详细纪录和比较，并总结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他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到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平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的服饰风俗“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有的区别是“营兵则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常接待客人则穿着明代服饰。清代厉行“薤发易服”民族歧视政策之初，各级官吏虽然凛凛奉法，在式样上“一如满洲之制”，但在使用衣料风尚方面，却依然保持着明代崇尚豪华奢靡的习尚，“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举人、贡生、监生的命服则即满袍加以前后绣补，一如前代之式。当时服饰风尚的实际状况是，文武百官、公侯伯的命服有严格的制式，不得僭越，但在便服裘帽方面，各级官吏唯取华丽；民间的服饰“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仍然是“贵贱混淆，上下无别”。官员服饰在禁令初颁时，“一时翕然儆畏，恪守凛遵；但旧服尚存，新不及制，好事之徒，或挟仇举首，或借端索诈，或恣肆抢夺，狱讼纷起，京师尤甚，当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饰之华丽，又复惟力是视，而守礼谨饬者，或自知循分焉”。此外，命妇及民间在服装、裳服、首饰、内装领饰、环佩等方面，也都继承了明代的服饰风尚的传统并有所发展(40)。这一记载充分说明，尽管改朝换代了，但松江服饰的风尚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发展轨迹，而且对后世服饰的发展和风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