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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隆重的大裘冕是皇帝祭祀上天的礼服，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花纹，下裳绣藻、火、粉米、宗彝、黼、黻六章花纹，共十二章。衮冕(王之吉服)上衣绘华虫、火、宗彝三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花纹。而作为天子至士皆可穿的法服“玄端”则不会饰以“十二章”纹样。尽管“玄端”的款式造型和冕服一样，但因为“十二章”的装饰，有无纹样，拉开了皇帝和平民的区别，造成了明确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截然不同的外观形象。也由此，“十二章”服饰纹样成为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核心和基石。 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之商代有长足的进步。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的等级制度也逐步确立．同时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产生了完整的冠服制度。从这个时期的铜器铭文及《诗经》、《周社》等记载来看，周朝不仅有服饰制度，而且有专门设“司职”一职，掌管服制的实施，安排帝王的穿着。 冕服制度的记载，虽然始见于周代，但形象资料的反映，却大多出现在汉代。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出土的汉画像石刻，绘古代先王黄帝、尧舜等形象通戴前后垂旒的冕冠，而“十二章”纹样，则在同时期的砖画、漆画、帛画及画像石中可以找到。 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崇尚奢华，生活糜烂。为了宣扬皇帝的威严，恢复了秦汉章服制度。南北朝时按周制将冕服十二章纹饰中的日、月、星辰三章放到旗帜上，改成九章。隋炀帝又将它们放回到冕服上，将日、月分列两肩，星辰列于后背，从此“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就成为历代帝王冕服的既定款式。 唐朝。冠服制度同样是封建社会权利等级的象征。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颁布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就包括服装的律令。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而在当时普通的平民和宫女中则很少见“十二章”纹样．或只是简单的装饰。这和中国传统服饰实际是贵族服饰，而平民的服饰在工艺上投入很少有关。 在辽、宋、夏、金、元时代，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促使中华服饰文化胡汉合流，以“十二章”装饰纹样为基础的传统题材纹样往往因为具有政治的内涵，能为巩固封建统治而服务。所以乐于被入侵的统治者所吸收。北宋的桃花、鸟、蝶纹样，唐朝的宝相花、双鹿、牡丹等纹样都能在这个时代的服装上看到，和入侵者民族服装的特点互相结合和影响。 明朝在服饰制度领域提倡恢复大汉文化传统，把唐宋官服制度加以承袭．确定了明代官服的基本风貌，并且材料、制作工艺更高，更精美。同时对服饰的禁令越来越多，上至皇帝皇后，中至文武百官，下至庶人、乐妓、农夫、商贾，都有系统的规定。如1958年北京定陵万历皇帝陵内出土的一件衮服，主要纹饰就是十二章，其中团龙12，用孔雀羽线缂制，前身、后身各3，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星辰、山纹分布在两肩、盘领、背部下方和肩部，四只华虫在肩部下侧，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织成两行。相对排于大襟上。 清朝，满族想以自己的服饰来同化汉人，所以在康熙、雍正、顺治帝存世的朝服、吉服和画像中，都没有发现“十二章”。但在乾隆的朝服、吉服和画像中则都可见汉族皇帝衮服所必有的“十二章”纹样，而且所摆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之后也都依照乾隆的成规。所以，汉族传统的“十二章”和补服服饰，一概转用到清朝服制中去了。 从黄帝到清朝结束，历经几千年，世事变迁，或兴盛或衰落。但“十二章”纹样却贯穿整个历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也正是中国几千年阶级统治、皇权思想的历史。如果以现代的服装流行学来看，简直是不可想象。所以说，“十二章”服饰纹样不仅仅是服饰文化的历史，而且是法制、皇权、社会、政治的历史。而这些实际上也是影响现代设计的重要因素。 三、“十二章”服饰纹样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服饰中。作为古代服饰核心的皇帝冕服更是完全异化于现代的时装文化。如清朝慈禧服饰上的一个绣花就要熟练的技工花几年时间．而皇冠上的一颗珍珠则动辄几十万两银子。这种穷奢至侈的服饰是远离社会生活的。也正因为如此，流传于世的皇宫服饰品，其技艺之高超，艺术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绚丽奇葩。 “十二章”纹样在服饰上的应用开创了服饰标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先河，这也是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服装从此不仅仅是遮羞蔽体、御寒保暖的物质品，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含义、标识意义、身份象征的更多文化内涵。成为社会文化、历史的重要反映。(作者：刘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