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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苏、浙、赣四省一向是人烟稠密的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地少人多，长期以来只有向外移民，极少向内移民。但太平天国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大逆转，在一派废墟上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战后的重建注入了新的生力军，他们对江南城市和乡村的复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新移民的到来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移民们明白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常常强加条件，有时甚至采取威吓手段；解甲的士兵和移民中的雇农对农村的太平安宁是更大的威胁。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以地权为焦点而日趋激化的土客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无时无之，无地无之。从四面八方涌入的新移民往往成群结队，他们反客为主，有恃无恐地“择其屋之完好者距而宅之，田之腴美者播而获之”，由此造成了“有主之业，百不获一；侵占之产，十居其九”的既成局面。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为争地权而发生的械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火延及数十家，一斗毙及十余命”已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移民的强悍蛮横导致了土著异常的不满，他们往往团结起来，与移民展开肉搏。1883年，浙江北部就曾发生过土著屠杀成百外来移民的悲惨事件。还有一些是因为土著对移民的成见而导致的冲突。苏南地区的土著对来自两湖地区的移民就存有深深的敌意，因为太平军战士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两湖地区的农民。但自两湖地区及河南一带来的移民是政府出面组织的，土著有怨气，却也没有办法。矛盾因此而越积越多，越积越深。当时有人曾作《田亩记》，其中提到招垦一事时说：“小民生计，上（指政府）安能尽为代谋？招之自下，顺民情者，主爱客；招之自上，倚官势者，客压主。或占种而不顾，或负租而不还，垦辟以后，擅予他人，取其天赀，田主不能过问。……若初垦之时，斗狠强夺，受害之状，官弗见也；既垦之后，起征潜逃，代偿之，官弗闻也。至于显而争讼，隐而诱窃，强而劫略，弱而逃逋，遭累更不胜言。”（注：光绪八年《宜兴荆溪新志》卷3，《田亩记》。）这是政府招垦所带来的弊端。移民的“斗狠强夺”当然不是政府所能容忍的，说政府不闻不问，有点言过其实，但移民也成为该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和国赋的实际承担者，因此，政府有意无意地规避土客之争，也是事实。总之，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如何调停土客纷争，是地方当局痛感棘手的社会难题。曾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1877年以后多次上奏朝廷，说即使以推迟经济恢复为代价，停止移民也是持重的措施。可见，当时大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太平天国失败后，从各地迁入江浙皖赣的移民人数已经不少，但远没有达到饱和的地步。与这些地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巨大需求相比，相距依然非常遥远。为了缓和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苏南一位开明的绅士赞同购买西方农机和拖拉机，用改进生产工具来提高劳动效率，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在苏州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与此相对应，原来寸土寸金的江南如今却出现了“垦种乏人”的尴尬局面。这个残酷的现实，一方面说明了太平天国战争曾经给全国最富庶、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势必导致土地的严重贬值，李希霍芬男爵所说的原来值4万铜钱一亩的良田如今只值1千文（80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土地贱卖乃成为必然。同治后期，江南因“荒田垦种乏人”，土地贱卖就十分普遍。当时买得土地的人被称为“自种”者。土地的贱卖，无疑又给新移民们提供了一个拥有“恒产”的难得机会。于是，在太平天国的硝烟散去的时候，出现在江南废墟上辛勤垦拓的新移民们开始东挪西借置业购产，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而奋斗。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们在江南“田亩经界，改变旧形”的间隙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一小块土地，成为“江南小地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