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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受到过较大战事创击的南洋水师，此时的状况也同样是令人担忧。1903年春天，暂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参观南洋水师“寰泰”号的一次毕业演习，记道：“令其演放大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装配药弹演试炮准，则管带甚有难色，据云，数年来罕有装药实放。十分可骇……索阅出洋海图，则三年内仅寥寥数纸。”至于体操技能，同样草率，军装仪容，多有不整，以至于“随同在船观看者无不哗笑”。而问及出海经历时，三年之中仅到过朝鲜一次，至于“中国所辖海面之琼州、钦州、及日本、西贡最近之海洋亦不能到”。张之洞毫不客气地说：“似此各项功课实际毫无，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虚糜经费，旷废岁月，贻误水师人才，实堪痛恨。” 而如此糟糕的情况，又岂止仅为“寰泰”一舰的个例，可以说，它代表的乃是当时几乎整个海军内部积弊日深、制度败坏的真实现状。 船舰粗劣，制度混乱，人浮于事，大清海军所残存最后的一点力量，也正在被这些弊病所慢慢蚕食。而尤为寒心的是，甲午惨败之后，朝中大臣对整治海军的热情突然冷淡了。1895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位之前海军的积极缔造者之一，在谈到海军时，也变得谨慎起来。他说海军刚覆灭，一时巨款难筹，将才尤其难得，目前不必遽复海军名目，不必遽办铁甲舰，暂就各海口修理炮台，添造木壳兵轮，或购置巡洋舰、鱼雷艇以资预防，并派水师学堂子弟出国游历，总期先有人后有船，俟款项充盈，不难从容购办。 刘坤一本是朝内最熟悉海军建设的人物，也视海军如鸡肋一般。对日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近于崩溃，难以再拨款重兴海军，固是事实，但惨败所带来的重重阴影，却是整个大清那点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瓦解了。 最不光彩的，那支劫后余生的海军也阵前怯战起来。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停泊在大沽口的“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舰，不去援助清军，反而想置之事外，未及成行，就被联军轻易夺取。当时，叶祖珪所乘“海容”舰也与联军一同熄火抛锚，放弃作战。 海军如此的表现更加削弱了人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敬意。一年之后，庚子谈判时，一位议和大臣竟建议，“将’天’’圻’’容’’筹’’琛’五舰退还英、德两国，表示中国无对外备战态度。”这种对于中国海军、海防简直自暴自弃的念头，也足见一部分人之于当日海军的心态。 瓜分狂潮 当战败的耻辱，自身的败坏，令奄奄一息的大清海军深陷低谷，而又遭受冷眼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列强对于海军的重视，与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19世纪末，漫长的征服海洋的经验，使西方人对于海洋的理解有了更理论系统的陈述，这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马汉的“海权论”。 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海权的概念。他认为，商船队、贸易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 这种在海洋上极具主动性、攻击性的姿态，这种在认识海洋上更为理性明晰的表达，极大地迎和了此时正从事于海外扩张、远洋贸易的殖民主义强国的需要，因而马汉的“海权论”一提出便在西方备受推崇，简直成了西方列强在行动上的指南。 在德国，1897年12月15日，基尔军港附近，德皇威廉二世在为亨利亲王出征送行的晚宴上发表了轰动世界的“铁拳”演说，这次演说几乎就是马汉“海权论”的翻版。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在我德意志军旗保护下的我德意志的贸易，我德意志的商人以及我德意志的船舶，要享有与其他列强在这方面的同等权利，并受到保护。德意志的贸易因有能受到德意志国权的安全保障的自觉，才能发展起来。国权即是海上权，海上权与国权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两相辅而促进国运之发展。若却其一，则不能期望国家强盛……” 此时的基尔军港内，德国第二舰队正整装待发，这支舰队包括了一级装甲巡洋舰“德意志”号（7320吨）、二级巡洋舰“格希翁”号（4200吨）、“开泽林·奥古斯塔”号（6065吨）3艘，而他们的目的地将是遥远的中国。一年多来，德国在中国谋求海军基地的愿望一直毫无进展，而最近德国两名传教士又在山东被杀，这使得威廉二世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机会，于是他决定立即动手，派亨利亲王率舰队去征服胶州。威廉二世在演讲中说：“朕选派帝国舰队去中国设防，不外是为遇有要求保护时，能进行勇猛的进击。无论何人、若有欲试牵累或妨碍我正当权利者，卿即应挥举’武装的铁拳’征讨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