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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英国海军将炮口指向了南中国海地区最大的两股海盗势力，沙吴仔（音译，Shap-ng-tsai）和崔阿圃（音译，Chui-Apoo）。这是两股在世界海盗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海盗，清军水师多次前去围剿，都大败而归，大量官兵被海盗们俘虏，朝廷不得不支付大笔赎金。 硬招不行，清廷又换软招，试图招安沙吴仔，许诺给其红顶子。这是至少从一品的官职，相当于军级干部，而且，从清代的招安历史来看，只要军队还在自己手中，无非换套制服而已，好处只多不少，官军打家劫舍从来都不亚于土匪水匪，而且带上红顶子，毕竟还可以光宗耀祖。可是，沙吴仔对朝廷的一番美意断然拒绝。 崔阿圃原先是沙吴仔的马仔，后来自成山头，两家倒也相互呼应。1849年2月，崔阿圃在劫掠时杀害了两名英国军官考斯达（Da Costa）上尉和迪耶（Dwyer）中尉，激怒了英国军方。6月份，沙吴仔的人马又劫掠了海南附近的英国沙船，更坚定了英国动武的决心。 英国海军从5月份开始了这场远东海军史上的重要战役。英舰“领航者”号（Pilot）与“科隆比纳”号（Columbine）节节胜利。“科隆比纳”号在9月份的两次战斗中，大败崔阿圃，摧毁了23艘海盗战船，1800名海盗中有400多人被杀，而英军仅有1人受轻伤。 “科隆比纳”号随后向南搜索沙吴仔帮，驻守海南的清军派了8艘战船与英军共同行动，一直向南追击，紧紧咬住了沙吴仔的尾巴。10月18日，随同行动的东印度公司蒸汽轮“普勒节胜”号（Plegethon），攻击了沙吴仔的旗舰，但沙吴仔成功逃脱。两天后，双方在越南海防洋面爆发激战，英国海军和清军一同摧毁了27艘海盗船。此役结束后，拥有64艘船、1200余门炮和3000人的沙吴仔帮，损失惨重，58艘船被摧毁，1700余人被击毙，而英军方面无一损失。 胜利并不完全：两名海盗首领均成功脱逃。崔阿圃逃入中国内地，后被英国方面派特工绑架回香港受审，被法庭判处终身流放到现今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但崔阿圃在流放前自缢于香港监中。沙吴仔则幸运得多，他带着8艘小船和400名喽罗死里逃生后，终于被大清政府招安，摇身一变成了官军。 这两股大海盗的覆灭，令南中国海大为绥靖。两广总督亲自致信港督包令（John Bowring），为英军的胜利欢欣鼓舞。香港出版的英文《德臣报》（China mail，又译为《中国邮报》）报道说，中国村民们满含热泪地请求英军继续追击海盗，救回被掳的亲人。香港的英国商人们则给参与行动的每艘军舰的舰长们赠送了奖牌。英国政府则大发奖金，仅对沙吴仔的最后一波攻击中，依法应发放的奖金就达到了42425英镑，与婆罗洲（Borneo）围剿海盗两年的奖金总额相当。 海盗们尽管遭遇了重创，但与此前一样，无非化整为零，大规模的劫掠行动虽然没有了，但小范围的骚扰却变得更为频繁。根据《德臣报》从香港警局获得的消息，海盗们的战利品有时是“10000元现金”，但有时只是“3000个鸡蛋”或“3担家禽”而已。有一次，海盗们通过绑架怡和洋行的员工，成功地勒索到了150箱鸦片，成为他们比较重大的收获。 太平天国起兵后，大半个中国陷入动荡，海盗们浑水摸鱼，迎来了复苏的春天。广东的内河航运几乎完全瘫痪，根据英国驻广东领事的报告，“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都已经不可能经水路到达香港”。上海方面也倍受骚扰，怡和洋行的上海总代表培西佛（A Perceval）报告说：“海岸线受到海盗们的严重骚扰，散货航运与鸦片一样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有大量欧洲人加入了中国海盗团伙，对外商船只的袭击日益增多，他要求香港公司立即向英国海军求援。 英军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都与海盗发生了交火。根据英国官方档案的记载，英军得到了中国官方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宁波的商人们还为英舰“比腾”号（Bittern）上殉职的军官家属筹集了22000元的抚恤金，法国政府也给拯救了宁波传教士的英国军官颁发了骑士勋章。 在这些围剿行动中，英国政府和军方大力寻求清政府的合作，在他们的要求下，广东方面派出了一名高级军官，率领战船，参与联合行动。这一办法证明十分有效，随后，5个通商口岸的总督都派出了高级军官协同英军作战，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中英两军在华北互相厮杀，在东南和华南却并肩作战。如此“一国两制”，亦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