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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官文等部清军配合不力，赵克彰等部湘军临阵脱逃。官文系满洲正白旗人，1855年出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此人贪劣庸玩，瞧不起汉族地方军政大员，表面上虽与湖北巡抚胡林翼相安无事，实则处处为难或敷衍应付。当李续宾进兵桐城了解了太平军重兵设防的实情后，急忙致书官文速拨援兵时，官文居然坐视不救，“持公书遍示司道曰：‘李公用兵如神，今军威大振，何攻不克？岂少我哉！’其下无敢异者。”(《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181页)此时，居丧在湖南的胡林翼“急走书官文，言公力战太苦，兵太单，后路太薄”，力促官文火速赴援三河，但“官文坚持初意”(同上)，始终未发一兵一卒。事后，官文却将责任转嫁到湘军中下级将领头上，“随营镇将竟置主帅于不顾，深为愤慨，令人切齿！……必当严办以肃军令，始克复整军威”(《三河之役——致李续宾兄弟函札》，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3页)。由此可见，满族官员与湘军将领之间的隔膜与矛盾是相当突出的。后来，左宗棠因“樊燮案”遭官文有意打击最终在汉族官员的抗争下“起死回生”，以及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后将官文扳倒，则是满汉官僚之间隔膜与矛盾的延续。李续宾在向官文请求援兵的同时，求援于另一满族将领德兴阿，但德兴阿也“坐视不救”(《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此外，李续宾“添调换防浔军，并留防陈德园之昌营，星夜赴潜山接应，又调桐城兵赴舒城接应”，均“未及到防”(同上，第468页)；“飞檄召赵克彰以六营赴援，克彰不进”(《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82页)；亲信部将李续焘等又临阵自顾逃命。身陷绝境，援兵不来，部将脱逃，李续宾败亡三河也就势所必然。 其四，求胜心切，意气用事。李续宾素以“以动制胜”的用兵方略见长，而且效果明显，即使在进兵三河之前的月余时间里，“力战太苦，后路太单，壮士受伤太多”(《胡林翼集》二，第193页)，仍能连克太湖、桐城、舒城等要镇，“深入四、五百里，寇城垒望风溃破。”(王闿运：《湘军志》，第37页)接连胜仗，不免使李续宾滋长了轻敌冒进的情绪，当进兵三河之前曾国华劝其慎重时，他执意“不肯留军示怯，则进三河”。(同上，第37页)当其身临三河绝境时，部将建议退守舒城、桐城，但李续宾听不进正确意见。“公曰：‘贼能战，我亦能战。退，必为所蹑’。”(《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82页)初战不利，又有人劝其先事突围，然后再图进取，李续宾固执己见。在此时，李续宾的意气用事已经代替了理智处事，对清王朝的血性忠诚使他作好了必死的打算。结果，连同他的儿女亲家曾国华在内的四五千湘军将士成了太平军的刀下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