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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均先生在《湘军三次屠城考论》一文中指出：“抢掠与放纵，严重地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故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不久就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光明日报》2008年3月23日第7版)。毋庸置疑，作为非正规军出身的湘军，在饷源短缺、欠饷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抢掠钱财的现象有可能随时发生，但据相关资料记载，李续宾治军相当严格，所部战斗力较强，在三河之役前的湘军中，“李续宾部陆军最为凶悍”(郦纯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9页)，“威望冠诸军”(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9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53页)。笔者认为，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主要原因，并非“抢掠与放纵”而“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而是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新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等人主持前线军政，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促使太平军战斗力有所增强。1858年8月枞阳会议后,陈玉成率部东征，在滁州境内与李秀成部会师，一举击破江北大营，歼敌万余，取得浦口之役的胜利，随即分兵进取苏北，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为了分散湘军进攻安庆的注意力，保卫天京外围屏障皖北，陈玉成率军东下时故意绕道巢湖北面，先行攻占庐州，以诱使湘军分兵赴援庐州，设重兵围而歼之。太平军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一时未能被李续宾等人识破而使之陷入绝境不能自拔。因此，三河之役的胜利，既是太平军正确战略决策运用的结果，又对太平天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正如郦纯先生指出：“三河之胜，歼灭敌军主力，逼其退守鄂东，制止其长驱直入之势，扭转了自‘内讧’及石达开出走以来的艰危局势。”(郦纯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第一册，第80页) 其二，李续宾部湘军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李续宾被称为“专以救败为务，以顾全大局为先”(《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935页)的湘军儒将，自1854年夏随罗泽南助曾国藩出师东征，转战湖北、江西等地，先后攻占城池20多座，所部人数较多且战斗力较强。在1858年5月攻占九江后，李部本应就地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且以湖北为根本，然后相机进击安徽。然而，李续宾为了配合都兴阿早日实现安庆合围，自恃兵力雄厚，战斗力强，过分看轻了太平军力量，且为陈玉成声东击西之计所误，贸然分军武昌至庐州一带，犯了兵力分散、战线过长之用兵大忌。对此，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郭嵩焘等人几乎一致认为是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重要原因之一。“迪军分希庵留于湖北，又分八、九营守浔湖彭泽，又分九营守桐城，又分二营来余处。分军太多，胜仗太多，固宜不免一挫”(《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20页)；“然合计兵勇，一分于九江、湖口、彭泽、再分于蕲州、黄州、又分于桐城、舒城，所带不过五千人”(《胡林翼集》一，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27页)；“提军深入,后无继者,每得一城辄分兵驻守,愈分愈单”(《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08页)；“安庆未复而径诣舒、桐，兵力既分，又深入贼地，腹背受地［敌］”；“迪兄进剿三河，弟日以其兵单为念。……弟前次交沈克垣兄去一函，曾详言前途贼众，不宜急进，须后路严防为要者，盖虑迪兄之单耳。”(《彭玉麟集》中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21页)应当说，曾国藩等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加之，李续宾在进兵三河镇之前，对于太平军经营此地的情况并不十分明了。三河镇距庐州不足百里，“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总要”(《胡林翼集》一，第527页)，陈玉成等重点设防于此，设立坚城一座，砖垒九座，凭河设险，经营有年。且在李续宾部连陷太湖、潜山、桐城等地的同时，陈玉成等调集大军增防庐州外围，分段截断湘军后援之路。这样，李续宾部败亡三河的结局也就成为必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