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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军兼统绿营原因试析 京口、广州与福州是清前期仅有的由八旗汉军单驻之处，驻防将军均由八旗汉军充任，也为清前期各省驻防所仅有。关于三处军标的设置经过，官书记载不仅简略，而且散乱不全。三处驻防虽然都留有驻防志，但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的广州《驻粤八旗志》，记载详于后期而略于初创。同为光绪五年编纂的《京口八旗志》更是明言咸丰三年（11853）之前事已无案可稽。惟由驻防将军新柱领衔纂述的《福州驻防志》，成书时间既早（乾隆九年，1744，为清代所有八旗驻防志书中最早的一部），记载内容又完备，所以这里以福州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情况为例，叙述“军标”设置时的具体背景。 为何让将军兼统绿旗，雍正帝有过明确解释：“当日各省设立汉军驻防，因（旗兵）人数不敷，是以添设绿旗兵丁，令该将军管辖”[12]。对于这一经过，福州将军石文炳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请增绿旗两营疏”，讲得更为具体明确。石文炳请求由福州将军兼统军标的理由有三。 第一，闽省绿旗水陆营兵统计64700有余，而旗营额设仅止马甲1683副，步甲347副，旗营兵单。而福建又是形势特别复杂之处，“自我朝定鼎以来，一叛于郑成功，再叛于耿精忠，兵民习见悖逆，人心机变异常。继自征讨台湾之役，添设营兵不下十数万，原督臣姚启圣募养战士不下万人，四方不逞之徒又复强半入闽”。可见当时闽省之民，许多也是由兵转化而来，率多强悍，且与绿营兵勇存在各种联系，这使闽省的绿营之兵，比它处更不可靠。区区二千余兵的八旗驻防，对付这六七万时降时叛的绿营，尚且战守不敷，更遑论承担镇守全省地方之任。 第二，闽省驻防八旗兵丁虽然都是汉人，毕竟以北方人居多，长于弓矢而短于火器。而闽地却平原绝少，不是高山丛树，就是深沟水田，骑射难施之处，必资火器为先。“臣欲请改火器，则失我之所长；欲专恃弓矢，又非地之所宜”。 第三，从福建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形势看，重要性并不逊于广东和京口，而兵额独少。 此疏得到朝廷重视并于翌年正式于福州添设军标两营。 京口、广州与福州，这三处清初仅有的以八旗汉军将军统领，属下官兵也皆系汉军的驻防点，有其共同之处。从地理位置说，广州、福州濒海，京口也是襟江带海之地。明末清初的抗清运动，就以东南沿海一带持续时间最久，斗争最为激烈，形势也最为繁杂，加上后来“三藩之乱”中有两藩即在福、广，可以说京口、广州与福州三处，直至康熙中叶以前，一直处于清朝统治的最前线。而这几处抗清斗争所以激烈，也与水战重于陆战，水战却是八旗无论满蒙汉军的弱项有关。如果派遣满洲、蒙古八旗进驻，一则长途跋涉，水土不服，二则语言不通、技艺亦无处施展，这正是八旗劲旅的“软肋”，也是清朝政府不能不往这几处派驻旗兵，但又不能派遣满蒙重兵而只能以汉军充数之故。 但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即使不能派遣满兵而非由汉军出面不可，又何以不增派八旗汉军而要由将军统领绿旗，如果真的如雍正帝所言，仅仅是因八旗兵力有限，为什么军标只出现在以汉军将军统领驻防的这三处？ 三处将军所统兵丁的额数，应是揭示这一问题的入手处。几朝《会典》均未备载将军标所统绿营的额数，这里谨以石文炳《请增绿旗两营疏》[13]中的数字为准： 广东驻防额设马步甲3000副，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4000名，共计额兵7000。而军标多于旗兵。 福州八旗驻防马、步甲共2000名，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2000名（马兵400，战兵600，守兵1000），共额兵4000。旗兵与军标相等。 京口将军额设马步甲3000副，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2000名，共额兵5000。旗兵多于军标。 通计起来，这三处将军统领的绿营总数已超过八旗，这当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数目。 我们可以将其与当时屯驻八旗甲兵最重的西安、江宁作一对比： 西安将军：据雍正元年满文朱批奏折记，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仅马兵就有7000名，其中4000为满蒙马甲，另有3000 汉军。[14]乾隆二十八年（1763），西安的满蒙马甲已达5000名，较前又有增加。[15] 江宁将军：满、蒙马甲共4000，与西安同，不同者为江宁无汉军。 用设置军标的三处与江宁、西安相比，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如果将三处汉军将军所统旗兵与绿旗合计，则广州将军统领额兵总数与西安将军相同，福州与江宁同，京口介于西安与江宁之间。这就是说，三处额兵都已达到八旗驻防屯兵的最高数。 其次，如果仅从八旗兵数看，京口等三处则远远少于西安与江宁两处。 已经很清楚，京口等三处驻防将军领兵甚重，是出于当时当地军事控制与镇压的需要，这突出地反映了清前期八旗汉军在政治与军事统治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由驻防将军兼统军标，在使将军的兵力得到加强的同时，更体现为对将军权限的一种控制。 八旗与绿营既然为两个系统，绿营各级中下层武官与八旗有不同的统属，更何况清代绿营兵与八旗的不同之处又是“八旗驻防兵由于世籍，绿旗各营兵由于招募”，[16]即使是属下军标，将军对于各级官员尤其是兵勇的权限亦相当有限，这就使这几处的汉军将军，与统领同样数量八旗官兵的满蒙驻防将领，在兵力与权限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绿营既然由总督、巡抚和绿营将领各自统领几标，将军标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就在将军与当地绿营将领之间，设置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将军虽能统领几标绿营，但仍不得干预民事，也并无超越军标干预其它绿营军队之权。 在京口、广州和福州这三处举足轻重之地，却不得不重用并不敢完全信赖的八旗汉军，满族统治者自不敢掉以轻心，由将军兼统绿营，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八旗汉军将军的权力加以制衡的深层用心。 雍正帝对于在汉军单驻之地设置军标，解释为是因八旗“人数不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却不可尽信，如果看不到清廷对汉军旗人深深疑忌并千方百计加以控制的一面，对于清初汉军将军兼统绿营一事，就做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