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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执政卿：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 导言 一 对于春秋执政卿，罕有研究者将其与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相联结。这是为什么呢？ 春秋时期执政卿的主业为朝政而非著书立说，虽然他们是延续500年的时代精英，但其思想仅仅散见于执政实践之中，缺乏系统性的论述。这使得历来的研究者对之缺乏关注，更难将其与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联结起来，看作一个总体。 不知从何时开始，对历史的“不在意”成为一种弥漫于儒学研究中的思维惯习。我们只在意思想，在意用“哲学儒学”的方式建构思想，而不在意这些思想从哪里来，怎么来的，为什么而来。思想与思想者剥离，对话性与主体性被“过滤”，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不在场”，甚至要求被“清场”。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下，春秋执政卿与文化主潮的关系问题是很难形成“问题”的。 很多学者认为，轴心突破是由以孔墨老为代表的士来完成的。先秦时期的士特指“游士”。由这个“游”字，大家格外地强调了士作为文化主体的唯一性。认为有资格于轴心突破中担起中国文化主体的人，一定要像士那样，从“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中“游”离出来。只有游离出来，才有可能发展出“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这种精神凭籍，即所谓‘道’”。换言之，“各有职事”是轴心突破的障碍。“各有职事”的执政卿就这样被排斥在主体之外了。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春秋执政卿被忽视也就难以避免了。 二 礼是三代文化遗产的总称，三代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价值基本都系于礼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春秋以降，所有的“大事”都与礼的破坏有关。而对这些大事最“身临其境”的，正是各国的执政卿，他们对这些大事最先发声。 处于危机中的礼，其重要性空前而集中地表现出来。这一情势，决定了一个安于职事的卿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他的时代。阐发礼的价值与意义，尊重、维护发扬礼所代表的文化之结构、秩序、伦理。这是执政卿们的宿命。 礼是春秋时代所有重要观念的落脚之处，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而在这些构成后来儒学产生之思想根源的观念背后，无一例外地闪现着执政卿的身影。执政卿的思想论述是分散的，不系统的，但以礼为依托，天与天命、德、尊尊与亲亲、仁、义、敬、信、忠、和等联结成为一个观念整体。 各国执政卿也依礼结成一个“据礼论道”的思想集团。所谓“据礼”，是说他们面对时代变局时，总是持有同一个根本尺度——礼；所谓“论道”，是说他们总力图由礼求道。道存在于传统中，而礼是传统中的传统，是历史意义所在，是存在方式，是知识、价值观和历史意识的基本结构。阐发礼就是发展更高的精神凭籍。也正是基于“据礼论道”的思想方式，一个“道”字成了标识中国人哲学思维的核心范畴，犹如“逻格斯”之于古希腊，“如如”之于古印度。诸子时代的儒、法、道、墨，秦汉的董、马、扬、班，无不以“道”为终极追求。然而，他们正是沿着执政卿的步伐走过来的。 据礼论道是一个由各国执政卿主导的思想创造过程，其结果：第一，有着共同的政治身份和知识背景的卿大夫们，在历史意识、文化情感、价值观念以及表述方式等诸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类”特性。通过据礼论道，他们实际地形成了一个思想集团。尊礼重信，严祭祀、重聘享，宗姓氏族，宴会赋诗，赴告策书……卿大夫们忙碌的身影，透露出一种时代气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主体。第二，三代之礼是中国精神的自在形式。卿大夫集团以据礼论道的方式，将这一精神从自在的沉睡中唤醒，向着自为转化，亦即哲学的突破。王官之学是古代学术的总汇。执政卿们通过“据”和“论”，把它从遗产变成了“资源”，从没有温度的“死东西”转化为“春秋一场大风雅”，从一个抽象而残缺的文化世界，转出一个充满时代气息，微笑着等候以道自任之士进入的思想世界。第三，通过据礼论道，执政卿主导社会形成了体现共同的历史意识、文化情感、价值观念的人人“言”礼的文化心理。共同的文化心理所呈现的礼，看上去很美。其魅力足以感染每一个人。它使德行变成一种气度，让传统升华为操守，将价值观转化为一种风尚。它孵化和培育以道自任者，召唤其为道立命。它预设了以孔墨老为代表的士的思想路向与精神风貌。 三 据礼论道也是一场文化与历史的对话。不过，在对话的思想框架中，士与历史世界的关系只是阶段性的。早在士之前，宏观的对话关系已然建立，主体是执政卿集团。从时间和深度看，士与历史世界的对话是对以卿为主体的对话的一种“接着讲”。在对话中，“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的执政卿离礼最近，最有条件据礼论道率先应对历史的冲击。在“礼崩乐坏”这一特殊的客观情势下，“各有职事”非但不是轴心突破的障碍，恰恰让他们有资格成为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从“卿”到“士”，以思想的方式，将中国文化的真脉一以贯之，他们前后相继，共同成为轴心突破的主体。借助对话和据礼论道，作为前儒的卿对于儒家的影响显现得层次井然，是可以讲清楚的。反之，仅从士说儒则让人感觉儒家凭空而降。试想，如果从士进行思想创造的背景中，把卿集团所有的印记删除，那背景就会成为一片空白。王官之学，三代之礼只是个抽象的存在。士如何于空白中发展出一个更高的精神凭籍来？《论语》开明宗义就是要学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为什么学习最重要的内容是礼？礼之可爱何在，礼之可信何来？让士义无反顾地选择以道自任、以道自负作为托附生命之事业，道理是什么，合法性又是什么？如果否定执政卿的文化主体性，不但这些问题难以回答，就连士本身所具有的学识、风骨、价值观、文化情感、历史意识以及表述方式也需要说清楚来历。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决定以“春秋执政卿与轴心时代”为主题，启动“中国路径”的第二轮讨论。我们约请曲阜师大国学院的学者撰写第一批论文，期待更多的关注，以及更富价值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