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形势图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了内讧，自相残杀达数万人之重。1857年5月，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带走太平军十余万人。从此以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与此同时，清军却乘机加紧了对太平军的进攻。原为太平军占领的江西、湖北的数十州县陆续被清军夺去，武汉、九江相继失守。1858年，清军分别重建江南和江北大营，围困天京。使太平军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各个战场都陷于被动。 在此紧要关头，洪秀全首先整顿了军队，恢复了早期的五军主将制度。提拔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杨辅清为中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韦志俊叛变后，由刘官芳接任）。从而使皖北、皖南及天京外围的几十万太平军改变了天京事变后缺乏统一指挥的混乱局面。 1858年，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统一指挥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特别是打破清军江北大营和三河镇大捷，使太平军的军威士气大振，形势开始有所好转。1859年洪仁轩到达天京后，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了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国的政治局面有了某种程度的改进。 但是，太平军面临的军事威胁仍然是严重的。以和春、张国梁为首的清军江南大营约七万人，围困天京已经两年多，直接威胁太平国的心脏。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达开部自湖南退入广西后，清廷又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的计划，“南则循江而下：一路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同年底，曾国藩统率的湘军自湖北移师安徽宿松，胡林移师安徽英山，向皖西太平军根据地步步进逼。 在天京对岸，当1858年冬，陈玉成、李秀成会师三河镇之际，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于11月1日献城降清。1859年2月底，与李昭寿关系密切的江浦守将薛之元又投降清军。不久，浦口等地也落入清军之手。这样，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系又被隔断。为打通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3、4月间曾先后两次率军进攻江浦、浦口，但均未得手。其后，陈、李两军转战于六合、仪征、扬州、天长、盱眙、来安、滁州间，企图诱使清军分兵，乘隙夺回浦口、江浦。直到11月间，在击败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军后，才占领浦口，并围攻江浦，稍解天京之围。此后，李秀成部留守浦口一带，陈玉成率军返回皖西战场，对付东犯之湘军。 当时，太平军面临着和春围困天京，西线曾国藩、胡林翼、多降阿进攻皖北，并向安庆进逼的严重军事形势。陷入被清军东南两面夹击的被动局面，其中东线的形势更为危急。打破东西两线清军的威胁，进一步夺取战场主动权，是太平军面临的紧迫战略任务。 清军江南大营自1858年初重建后，统遇和春设大营于沧波、高桥两门之间。不久，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阔各约丈余的长壕，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汊河、乐心寺江干止，长约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约一百三十余座，兵勇约七万。虽多而弱，能战之将较少，统帅和春是一个昏庸无识，刚愎自用，不纳人言的武夫，非独当一面的将领。和春重用的翼长王浚等，以克扣军饷著名，以致士气涣散，兵无斗志。当时江南大营粮饷两缺，“已是积四、五日始一发，兵勇皆怨，心渐离贰”，随时有发生闹饷哗变的危机。西线之曾、胡、多各部约三万余人，兵少而强，能战之将亦多。两线相较，显然和春弱而易打。 清军江南大营长期顿兵于天京城下，苏浙后方极其空虚。太平军进攻湖、杭，断其粮饿之路，对清军是致命的打击。所以杭州是清军必救之地。 1860年1月，干王洪仁轩与李秀成共同制订了一个以摧毁江南大营为主要目标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创造性地运用我国古代“围魏救赵”的基本战法。据后来洪仁轩回顾：“此时京围难以力解，必须向湖（州）、杭（州）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师自救，必获捷报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