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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民国初年法西斯主义也曾被当作救中国的一剂灵药，而且应者不少)，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简单地妖魔化某种“主义”，并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头上，其实是对历史解读的偷懒。 另一种妖魔化，就是过度解读并拘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杀等。极端事件当然能十分典型地证明恶魔的魔性，但过度拘泥于此，却有可能走入一个误区：似乎只有极端事件才能证明恶魔的魔性。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领南京，却没有进行大屠杀，而是实行某种宽容的统治(如同他们的谋士倡议的“仁政”)，因此百姓安宁、市井俨然，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减弱对日控诉的力度呢？ 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将敌人简单妖魔化，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时也易培养弱智如同东郭先生者，在贷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果”面前，丧失分辨力。  上为宗方小太郎日记原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