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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 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 ——孙中山 按照干支纪岁法，那是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也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 凌晨，湖广会城武昌，位于城西南的总督署，东辕门外，刚刚处决了3名自称要推翻朝廷、建立共和的革命党，据说其中一人是现职宪兵、一人是在役新军士兵、一人是退伍新军士兵。 惊惧的当局派遣巡防兵、督院卫兵、宪兵四出搜捕嫌疑人，在汉口宝善里、长清里，武昌小朝街、巡司河、八卦井一带的民宅以及城内各处客栈、学社破门抓人。 驻扎武昌城内外的湖北新军各标营，则被当局严密控制，长官往复巡查，警告部下不得妄动，除值勤岗哨外，士兵的子弹乃至步枪的撞针被收缴，各营禁止吹号集合——当局担心军中谋反，但又不敢到营内拿人，怕激起兵变。 人们怀着或惶恐、或期待的心情，意识到时下正逼近一个历史临界点，即将出现惊天爆发。 辛亥年八月上中旬，江苏南通人、“状元资本家”张謇（1853—1926）在武昌办理纱厂设备事宜，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上午，他在武昌从当局要人处听到革命党谋反、被捕的消息，中午心绪忐忑地渡江到汉口，下午乘船，准备东下返回江苏。傍晚，张氏在刚刚起航的轮船上亲见，长江对岸的武昌草湖门（又称武胜门）外塘角新军营房，火焰冲天，“横亘数十丈不已”，“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地也。二十日（即10月11日——引者）至安庆，知武昌即以十九（即 10月 10日——引者）夜失守。”（见《张季子年谱》，《张季子九录》附录，中华书局1931年版） 大约稍晚于张謇登船见草湖门外火起，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8时，位于武昌城内黄土坡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驻地，发出几响清脆的步枪声，打破秋夜的沉闷，随即，一群士兵在后队正目（班长）、共进会代表熊秉坤（1885—1969）率领下涌出营房，直奔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近旁的楚望台军械库，获取弹药补给。 此刻秋风劲吹，细雨纷飘。 10日夜，驻扎城外南湖的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得悉城内起事，立即集合，携炮 17尊出发，冲进原先紧闭的中和门，在门楼及楚望台高地列炮，随后登上武昌城制高点蛇山，布置炮位；城内的第二十九标（属第八镇第十五协）、三十标（属第八镇第十五协）、三十一标（属第八镇第十六协，主力入川，留守人员在武昌）、三十二标（属第八镇第十六协，主力入川，留守人员在武昌）、四十一标（属第二十一混成协，协司令处驻此），测绘学堂、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兵，城外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第二十一混成协炮兵营、马队第十一营等各标营士兵，相继起事，10日夜陆续会师楚望台。 群龙无首的起义者，推举在军械库当值的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连长）、曾为日知会干事的吴兆麟（1882—1942）任临时总指挥，当晚向湖广总督署、第八镇司令处、湖北藩署等清朝军政机构发起进攻，长街、水陆街一路，枪声大作，与总督署邻近的“乾记衣庄”店主助义军燃烧铺面，为楚望台高地和蛇山上的民军炮位的交叉火力提供发射目标，顷刻间，炮声隆隆，火光熊熊，映照着士兵前赴后继的身影。 面对民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清湖广总督瑞澂（1864—1912）凿开督署面江围墙，携家眷及参议铁忠等登上几天以来一直停泊文昌门下的“楚豫”军舰，游弋于靠近汉口的江面，躲藏在德、英军舰旁边，以防革军炮击。以下两日，瑞澂除连续向清廷发出报道“兵变”的电报外，只能对武昌局势作壁上观；湖北清军最高指挥官、第八镇统制张彪（1860—1927）在督署抵抗一阵之后，带残部退往汉阳，再退汉口刘家庙；布政使连甲与护兵在藩署作困兽之斗，翌日拂晓越墙逃往汉口。其他湖北军政官员纷纷作鸟兽散。 10月11日清晨，起义军占领武昌，在藩库（贮有大量银锭、银元、台票）等要处布置哨位，秋毫无犯。除少量起义军搜杀满人，小股清方溃兵抢劫外，全城秩序井然。 被武昌方面枪炮声惊动的汉口中外居民，11日下午从江边借助望远镜隐约看到：长江对岸武昌汉阳门城楼及蛇山头的警钟楼上，平日悬挂的黄龙旗已被一面别样旗帜所取代。 武昌方面，彻夜激战的起义军人蔡济民（1886—1919）、张振武（1883—1912）、吴醒汉（1883—1938）等先后赶至地处阅马场的湖北咨议局，邀约咨议局议长汤化龙（1874—1918）及议员们举行会议，遵照同盟会约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俗称湖北军政府），随即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将原先准备好的同盟会布告修订首尾，张贴街头。此一昭示天下的文告题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武昌民众发现：署名鄂军都督的，竟然是原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 协 协 统 黎 元洪（1864—1928）。“黎协统居然也是革命党！”百姓们于惊讶之余，发出“如今天下真是咸与维新”的感慨。 “武昌被革命党占领”的消息通过中外媒体及种种情报密电，遍传海内外，诸方迅速作出反应。 北京清廷自然震恐万状，10月12日即派陆军大臣荫昌（1859—1934）率北洋新军南下镇压；自1909年1月被贬谪，蛰居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凯（1859—1916），密锣紧鼓地与旧部徐世昌（1855—1939）、冯国璋（1857—1919）、段祺瑞（1865—1936）等联络，准备乘乱得势；立宪派人士及绅商代表张謇、雷奋，曾长期援助革命党的军人庄蕴宽，同盟会员黄炎培等则聚集上海赵凤昌寓所“惜阴堂”，筹划中国此后的路线图；而革命党“共主”孙中山（1866—1925）10月12日（阴历八月二十一日）在美国哥罗拉多州典华（今译科罗拉多州丹佛）从报纸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消息，10月13日，孙中山自圣路易斯抵芝加古（今译芝加哥），为该埠同盟会分会代拟《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向世界宣布“武昌已于本月十九日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孙氏随即去纽约，转赴英国作外交努力，计划争取贷款，然后返国。 另一革命领袖、多次武装暴动的指挥黄兴（1874—1916）时在香港，10月11日从在上海的宋教仁的电报获悉武昌起义消息，17日离港，23日抵沪，28日赶至武昌，亲临汉口前线指挥作战。 总之，武昌枪炮声响起，中国各种政治派别于震惊之余，竞相聚集力量，以应对事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社会大兴革骤然而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