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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务运动期间北洋所聘之洋员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科技的转变阶段；二为制度的转变阶段；三为思想的转变阶段。洋务运动，即属于第一个阶段；而以西技的输入为主。诸凡设施几乎无一不需洋人的协助。是以北洋所聘用的洋员数量亦特别庞大。兹特就现有资料表列于下藉供参考： （表略） 根据上表所收录洋员，可知在洋务运动时期，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推展海防现代化的建设需要，曾先后聘用洋员157人。其中英员68人，约占全人数的43.31％；德员70人，约占全人数的44.58％；美员10人，约占全人数的6.36％。其余法国5人，占3.18％，丹麦3人，占1.91％，奥国1人，占0.63％。如将英、德二国之洋员合计，则有138人，占全数的87.89％，可谓占了绝大多数。再以职务部门分析，除少数的工程、矿务、外交、翻译人员之外，其中实以军事部门为最多。由于李鸿章的建军理念是“陆军法德国；海军法英国”，故英、德洋员亦于海、陆军的教育训练方面，各领风骚。英员任海军教习者有18人，在海军服务者也有37人之多。海军总教习（或总查）除一度为德人式百龄、汉纳根出任外，其余皆为英国人所掌控，是以题示“英式训练”受到重视。相反，陆军则以“德式训练”独占鳌头。不过，由于资料的零散不全和这批人员变动不居，且又不断地为中国自己的人员所补充接替。至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中所留用的洋员则仅有8人。 三、洋员纠纷与国际关系 洋员的聘用殊为不易，先要探访合适人才，再运用各种外交途径，与当地政府一再交涉。同时还要妥善地因应国际间的竞争。虽然历经种种艰难，有时还会遭遇到所聘非人，或与原要求不合的情形。此外，尚有洋员态度傲慢，不受华官的约束，及与华将发生冲突等问题，因而时常造成不少的人事纠纷。从下面案例，可以了解其中的一斑。 在英国方面，于延聘琅威理为北洋海军总查时，便曾发生许多的麻烦。就其初聘而言，远在光绪三年（1877年），中国当局即曾向英国提出交涉。但却远远未获英国的应允。于是其他各国乘机展开活动，如法国拟派两位海军将领（Command-ants）任中国海军陆战队的总教习（directors general）；德国、美国亦有意问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及英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深恐丧失此一机会，将使英国在华利益受损，特向英国政府陈情，英国始改变态度，于光绪八年（1882年），允将琅威理借于中国。琅氏来华后年余，中法战争发生，乃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辞职返国。于是中国又聘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Sibelin）出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式百龄之外，尚有随员六名。原以为中国的海军训练从此落入德人之手，而可以完全取代了英国。不意，非但其人能力薄弱，且其随员又不愿为中国作战，兼以其在中法战争时期之表现令李鸿章大失所望，于是遂决意将之辞退。 式百龄之聘用与辞退，除上述原因外，背后还牵涉及一些英、德及中国三方面的人事纠纷问题。在中国方面，李鸿章与赫德原本不和。赫德为了解除李氏的海军兵权，曾于光绪五年（1879）年，以统一中国海防为藉口，说服总署大臣恭亲王设立海防司由赫德兼任。后以南北洋大臣反对而未果，但赫德之野心于此却暴露无遗。而李鸿章亦当以赫德之沉鸷为忧。驻德公使李凤苞乃系鸿章亲信，故特推荐式百龄出任北洋海军总教习，以杀赫德之势。在英、德之间，也是充满了猜忌。英人对德之在华活动，尤其是海军方面的野心，早已暗中留意，并随时报告其政府。特别是在中法战争前后，中国政府除了向德国购置大批的军火武器之外，还聘用了大批的德国军官分别派入北洋海、陆各军服务，及在定远、镇远与济远三舰来华时，德又派遣海军四五百人为之护送。因之更使英人为之侧目，深以德国在华占有优势为虑。除了一再地向中、德双方探询该批官兵来华之动机外，并还积极地向李鸿章游说，重聘琅威理来华。从式百龄于离职后，曾公开地写信与李鸿章，指出英国在华的阴谋，即知双方竞争的激烈。英国虽然成功的使琅威理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返北洋海军，出任总查之职。可是，由于其训练方式过度，却引发部分中国少壮派高级将领的不满，而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利用“香港升旗事件”将之排去。于是则又引起中英关系的一场轩然大波。从此，北洋舰队训练渐弛，伏下了甲午海战失利的因子。国际间竞争之激烈及洋员影响之钜，不言可喻。 在德国方面，为了洋员问题也曾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端。除上述式百龄问题之外，尚有旅顺的善威问题。善威（Samwer）为一德国工程师，光绪十一年（1885）底为德璀琳（G·Detring）所荐，担任旅顺船坞工程局的帮办，协助袁保龄（总办）修建船坞。不虞，善威并无修建大型船坞的经验，只是乱出主意，宕延时间。事为袁保龄识破，但以善威有德璀琳为靠山，而德璀琳又受到李鸿章所信赖，所以去之颇为不易。经过一再隐忍，终以船坞工程国际竞争激烈，咸欲承包此一工程的情况下，保龄始乘机联合李鸿章的幕僚周馥，说服了鸿章，将旅顺船坞工程交由外商在津投标。并从德人之手转交于法国的辛迪加（Franch Syndicate）承包。据保龄自述，此次的奋斗，曾“竭二十于昼夜之力”。方得使坞工之费“视旧稿省帑十七万”，殊为非易。此举果然使德璀琳大感不满，不但“怨谤形于词色”，甚至还致函《天津时报》（The Chinese Time），思欲“引起都中浮议而振撼之”。结果，终以李鸿章坚持中国的利益和自主之权，“择善而行，初不问其为德人为汉人也”。而对德璀琳置之不理，此一事件始成过去。 另外，武备学堂之黎德熙辞职问题，也曾造成风波。黎德熙（Richter）为德国一名少校军官，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驻德公使许景澄延聘来华，充任北洋武备学堂的总教习。由于其态度傲慢，且不按时到堂授课，又与武备学堂的总办（校长）杨宗濂不和，早已心怀不满。于是遂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突然自行致函北洋大臣，表示他将依照合同第十三款之规定，于期满前四个月声明自行辞退。李鸿章当即依约照准，表示不受其要挟。虽经德国署理公使克林德（F·Ketteler）出面交涉，李鸿章却仍坚持依约行事，不容外国公使领事“分外要求”。直到后来，为了外交上的考量，再加之以黎氏的态度有所改变，方才再把黎德熙留了下来，服务到甲午战争前夕始为离职返国。由于他在中国服务了8年，不无劳绩，满清政府特赠以二等第三宝星，以示酬劳。 美国方面：比较起英、德两国来，其态度似乎较为消极。虽然在北洋海军亦有几位美国洋员，但其地位并不重要。只有一位美国的海军少将薛斐尔（Commandone Schufeldt）颇有一番野心。薛斐尔以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Grant）随员，于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访华。适以是时日本并吞琉球，引起争端。中国拟请格兰特从中调停，故李鸿章特于天津热情款待。薛斐尔以为有机可乘，表示愿为中国训练海军，但并未为李氏回应。因之薛斐尔遂对之大感不满，投书于《旧金山日报》，对李氏大加攻击。嗣以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C·Holcombe）为息事宁人，不影响中美外交，特将其事向美国政府作一委婉的报告，方使此一纠纷解决。 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必须软体与硬体相互配合，方能为功。以海军的现代化为例，除了添购新式装备外，还需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专业人员。关于此点，身负其责的李鸿章体会最深： “北洋创设外海水师，本系仿照泰西成法，意在取彼之长，以为自强之计。所购船炮枪械等项目，日新月异，理法精奥，中国素未经见，其用法亦未谙悉。以至精至利之器，授诸不谙用法之员弁，几同废物。是以不得不借才异域，雇募洋员来华教习，以期一物得一物之用，非好为此靡费，亦绝非冗员可比”。 尤其是将才方面，最令鸿章伤透脑筋。因为在当时要想物色一位能够组织、训练和指挥大舰队的人选，几乎犹如海底捞针，困难重重。虽然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如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等辈，曾经留学于英国，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但亦嫌其“资浅年轻，未经战事”，未敢付以独当一面之责。是以惟存延聘西员，教习学生，培才根基，实为一时万不得已之计。 结论 综上所述，已可概见洋务运动时期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关系密切之一斑。实际上在全国范围之内，此类的事例并不以北洋一隅为限。诸如早期的洋枪队（或常胜军）与常捷军之与湘淮军配合作战，以平定太平天国。福州船厂及江南制造局之兴建，以从事军事工业之生产。马尾船政学堂之于海军人才的培养。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及广州广方言馆之于外国语文的训练。乃至新式的海关、铁路及邮政之采用西法管理。举凡洋务运动中之各种重大措施，几无不是透过科技转移的方式进行。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之过程，实以国际化、科技化以及东西文化之冲击与调和为其特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是在这一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吾人也可以看出传统儒学在面临时代转变之时，所激荡出的经世与应变作用。毫无疑问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乃至满族的恭亲王及文祥等洋务运动的领袖们，都可以说是受过传统儒学熏陶的人物，当面临西方强权的挑战和国家存亡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均能通过时变，高瞻远瞩，毅然地推行洋务，以负起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以国际科技转移的方式，弥补中国科学与工业落后的缺失，而绝不抱残守缺。在短短三十余年间，居然能够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巨大面貌，奠定了现代化的始基。抚今思昔，其功实不可没。 不过，吾人如再进而作一深层的透视，也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因为我们只学到西方的一点皮毛，而并未汲取其真正的精髓；我们只在形式上讲求，而并未深入到实际；我们仅知借助于洋员的技术，而未曾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几个地方大吏作一些零碎的改革，而并没有以中央的力量作一整体的规划。因此，这也就注定了我们在与日本竞赛时必然的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凡此皆是值得吾人在日后多加深思和检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