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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此番上任兵部尚书，给朱由检提出了走出死局的三大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公平地说起来，杨嗣昌这人不仅口才好、文笔好，政治的思路也相当的敏捷有效。杨嗣昌之所以要把“安内方可攘外”之国策列在首位，这是因为，大明与大清的军事对峙，从万历末年，经光宗、熹宗至崇祯，历经数十年，耗费了无数的银两，死了不少的人。有见识的战略家大抵已经看清：大明与大清的这一场相持，已经演变成一种持久战了。战争的双方恐怕谁也难以迅速地占尽先机。因此，大明的最高统治者还不如暂且缓和与大清的紧张局势。这样，可以腾出手来专心清理自己的后院，毕竟与强悍能战的大清八旗军相比，农民军的战斗力大逊。 为此，杨嗣昌针对当时剿不胜剿的大西北战场形势，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具体军事方案：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巡抚，分剿而专防，是为四正；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为六隅；合之则为十面的天罗地网。这其实也是洪承畴、卢象升提出的“分区负责，重点进攻”之军事思想的发扬与光大。 杨嗣昌想打大仗，就需要一大笔令前线将士心生温暖的银两。而朱由检执政八九年，偏偏最为难的就是财政上的有力保障。 明朝财政的毁坏，应该始于万历帝的中后期。明朝立国之初，民间的财富很少。朝廷的财政收入，大抵以米、布等实物的征收为主，遇有军事劳役再以征发辅之。这不过是一个大朝廷开国时的权宜之计而已，算不得有特色的财政预算。 明朝的开国二祖一过，社会上的经济开始活泼起来。从前以小农经济为本的财政核算体系开始相形见绌。正统年间，开始了从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的转变。至万历初张居正改革，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征收全面实施货币化。这种结算方式，应该比实物征收要先进许多。 只是万历的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吏治大坏，特权阶层的逃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国家想用的钱收不上来，寅吃卯粮的现象普遍出现，国家的财政体系就开始动摇。 万历中后期以降，这个一点点腐烂下去的政权，内忧外患也渐次地严重起来。国家用兵的次数骤增，军费的开支也日益膨胀。从万历末年开始，政府开始在正常的税款之外，额外加征辽饷。天启年间更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 而且，当初，明朝廷的税赋加派，在内部构成比上也很成问题。政府不管各地区、个体间原有的贫富差别，一律在原有的基础上按百分比增加。这就弄出大麻烦了。有权势的大户人家，无论南北，大抵在政府的各部门建立有自己的人际关系，总可以找到逃脱税收的路子。受打击最大的是北方的一些贫瘠省份的中小户人家。 像江南那样的富庶地区，税赋加重了，原本有鱼有肉的中产阶级，这时节，再省减一点，吃一点粥饭，日子尚能对付。可是，对于经济一向脆弱的陕西、山西等西北省份的百姓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了。 当年，北方各省份天灾十分严重。无妄的税赋加派，令广大的中小户百姓人家纷纷都活不下去了。西北弄到后来不可收拾的糜烂局面，与当时的税赋加派不合理干系莫大。 可是，要想使“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这项军事计划动起来，杨嗣昌仍然只能建议崇祯走再增加税负的这一条死路子。这就好比一个穷饿到了极点的汉子，在路边的溲水桶搜刮腐败的食物充饥。有好心的健康专家提醒：这种吃法恐怕不行哦，你以后会得严重的胃肠疾病死掉的。那饿汉气得大骂：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谁不晓得吃这种垃圾会死人！可我不吃现在就会饿死。我现在吃了，至少还可以保证我明天还在这个世上。万一运气好，再找一份工，我后天就有钱买新鲜的食物吃。现在谁耐烦听你这类的理论家放闲屁！ 崇祯年间，忮刻治国的朱由检曾经面容萧然地在全国加征过四次的赋税。一次是崇祯三年(1630年)，兵部尚书梁廷栋申请增加田赋。梁廷栋给这次加税想了个名目，称其为“新饷”。政府合计增收田赋银两一百六十五万两。 第二次在崇祯八年(1635年)，总督卢象升无钱发饷，再请增加征收军饷。朱由检顺水推舟地将此番加征命名为“助饷”。当时，有几分书生戆态的卢象升一再向朱由检建议：“助饷”必须贯彻富豪多助的原则。但这样的事情，朱由检、卢象升都不可能下到基层去落实。奸官滑吏执行的结果自然又刮去了民间的一层地皮！ 这一次杨嗣昌建议的是“剿饷”。后来，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亲临一线督军时，又提出加征“练饷”。这样，全国的税负增收额，即达到了七百余万两银的总量。 如此敲骨吸髓式地搜刮民间财力物力，也可见朱由检、杨嗣昌对于大西北战局破釜沉舟、务求一逞的急切心情了。 5 卢象升调出中原后，崇祯起先用兵部左侍郎王家桢顶过一阵子的班。王家桢不胜其力，杨嗣昌便不动声色地推出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杨嗣昌是铁血的主剿派。熊文灿一生为官，妙乎于其心者，唯有一个“抚”字。这抚、战两端的两人，竟然想到平和地坐下来共商国是。无论如何，场面都有一点的滑稽。 不过，这才是杨嗣昌心思缜密的地方。 崇祯早中期，以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中兴之主自诩。下面的臣子想邀结崇祯的欢心，就必须不按常规出牌，这才跟得上崇祯日新月异的思路。 熊文灿的族谱熊文灿在现代人的眼里已经沦为一种笑谈了。不过，当初，熊文灿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却是有过不菲的政绩与声誉。他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进士，四川泸县云锦镇人。崇祯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熊文灿在福建做过一件令朝廷刮目相看的大事，即运用政治手腕成功地招降了赫然大名的郑成功的老爹海盗郑芝龙。此后，更利用郑芝龙的凶狠，翦灭海上横行多年的李魁奇、刘香等各路海匪。因此，他博得了一个既干练又清明的好官声。崇祯五年(1632年)，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 王家桢倒台后，崇祯一直在心底盘算着地方上的这几个大员。不久，崇祯便派了一个宫中的太监，借着到广西采办珍珠的由头，近距离地观察熊文灿。 那时候，太监们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熊文灿也是老官僚了，自然懂得知情识趣的服侍。宾主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下相处了十来天。 太监要起程回京了。闲谈中，太监突然问起了熊文灿对于大西北战局的想法。 熊文灿当时有一点的托大。他心想：中原离两广数千里，中原的焦头烂额，关他熊文灿的屌事！这太监不就想考察一下他的忠心吗？他不妨将就着唱一出高调给这太监看！ 转念到这，熊文灿大力地在桌子上一拍，“嚁”地一下站立起来。熊文灿破口大骂廷臣庸碌误国，如果崇祯把他调到中原战场上，大局何至于糜烂到如此的境地！ 太监听罢熊文灿这一番慷慨的陈词，心中大喜。他当即握住熊文灿的双手，感动地说：熊公，真是太好了。说老实话，我这趟来，根本不是采办什么珍珠，而是奉皇上的命令，来考察中原战区未来的最高指挥官的。起先，皇上还怕熊公会有畏难情绪，现在看来熊公真是才大如海，中原的乱局非熊公不足以平息！ 太监这一番徐徐道来的话语把熊文灿惊得目瞪口呆。熊文灿当时真是把肠子都悔青了。王八蛋才愿意蹚中原的那一潭浑水呢。 熊文灿赶紧给崇祯上书，大谈特谈自己的为难之处，希望崇祯可以高抬贵手，饶过自己。 其时，杨嗣昌在宫中有一个自己的眼线，叫姚明慕。这姚明慕在宫中的人脉很广，他与熊文灿也存在着一种姻亲的情谊。姚明慕探听到皇帝有把熊文灿调入中原战区的意思，便力劝杨嗣昌在这节骨眼上举荐熊文灿。杨嗣昌当时在偌大一个西北战区，苦于没有一个说得上知心话的人，他立即采纳了姚明慕的建议，竭力推崇熊文灿。 这样，崇祯就把熊文灿的上疏看成一种谦逊、稳妥、细腻的美德。崇祯毫不犹豫地下达了熊文灿以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委任状。 据说，熊文灿的成行，胸中没有一点的成色。他在经过石痕木阴苍翠的庐山时，便特地向一位叫空隐的得道高僧询问此行的凶吉。 两人间的一段对话饶有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