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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自以为计划周全，万无一失，却不料他出兵讨伐永历帝和李定国根本师出无名，部将心中大都不以为然。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白文选等人与李定国长期同甘共苦，不愿自相火并；而由南明军改编的诸将又心向永历。于是，白文选私下同南明旧将约定阵前反戈，文选还以视察前线为名亲自驰入定国营中通报消息，希望定国火速出兵，稍迟则恐有变。李定国有些犹豫，但当时风闻孙可望有奇兵奔袭昆明。于是下定决心，传令各营十九日出战。 天还没亮，双方交战于交水三岔口。对阵之初，定国部前锋失利。可望立于高阜观战，见已挫定国锐气，即命诸营乘胜前进。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五千铁骑冲入南明旧将马惟兴营中，二军联合抄可望后阵，连破数营，定国、文秀趁势挥军进击，可望军大乱，将士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大军顷刻瓦解。 孙可望见形势陡变，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沿途各守将俱闭营不纳，所经城门皆闭，呼之再三，仅垂大筥盛壶飡饷于可望；逃回贵阳时，留守大将冯双礼也已改弦易辙，可望怒斥道：“汝为部将，何敢叛我？”双礼道：“汝敢叛天子，吾何有于汝乎！”于是，曾不可一世的“国主”，变得众叛亲离，成了丧家之犬。 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向清大元洪承畴投降。清廷封他为义王，待遇优厚，可望受宠若惊，把云贵的地形地貌、军事部署如实报告给清廷，并建议大举进攻云贵。顺治十五年，清军三路大军进逼云贵时，大肆利用孙可望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导致明军节节败退，不少原大西军将领倒戈投降。 可随着西南战事顺利，孙可望的恩遇也渐渐走到尽头，顺治十七年，孙可望暴毙，死因不明。可叹孙可望一生钻营权力，不惜做了民族败类，最终还是落得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后世有欲卖国求荣、认贼作父者实应以此为鉴。 孙可望降清，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存亡之际，李定国竟为“整顿”内部把刘文秀等久经战阵的大将调回昆明，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御力量，间接使刘文秀郁郁而终。同时在人事任用，军队部署上也连续犯错，导致明军不断兵败，沦丧贵州全境，令清军直扑昆明。 举朝惊惶失措，纷纷指斥定国弄权误国，残害忠良，定国悲愤的说：“兵败至此，固难辞其咎，然自受封晋王，我立志于摧大敌、扶弱主、垂名于万世！何有一日贪私？我之忠心，唯天可鉴。”悲愤之余，定国上表请求免去职务，永历帝加以安抚，降三级，但仍掌军权。 清军节节逼近，昆明危急，定国本想迁都至四川建昌，避开清军主力，转入敌后，会同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另创局面。可惜，又为奸臣蒙蔽，错误的选择了退守滇西。此举让南明军彻底失去了斗志，军心涣散，撤退时组织零乱，不少部队投降了满清。 孙可望降清，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存亡之际，李定国竟为“整顿”内部把刘文秀等久经战阵的大将调回昆明，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御力量，间接使刘文秀郁郁而终。同时在人事任用，军队部署上也连续犯错，导致明军不断兵败，沦丧贵州全境，令清军直扑昆明。 举朝惊惶失措，纷纷指斥定国弄权误国，残害忠良，定国悲愤的说：“兵败至此，固难辞其咎，然自受封晋王，我立志于摧大敌、扶弱主、垂名于万世！何有一日贪私？我之忠心，唯天可鉴。”悲愤之余，定国上表请求免去职务，永历帝加以安抚，降三级，但仍掌军权。 清军节节逼近，昆明危急，定国本想迁都至四川建昌，避开清军主力，转入敌后，会同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另创局面。可惜，又为奸臣蒙蔽，错误的选择了退守滇西。此举让南明军彻底失去了斗志，军心涣散，撤退时组织零乱，不少部队投降了满清。 1659年（顺治十六年）二月，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今云南腾冲），这里是明朝西南边境，径隘箐深，屈曲仅容单骑”。李定国估计清军屡胜之后必然骄兵轻进，决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沿羊肠小道两旁草木丛中设下埋伏，以泰安伯窦名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武靖侯王国玺为三伏，“埋地雷谷中，约曰：敌尽入，初伏乃发；然地雷，二、三伏乃发。首尾击之，敌尽矣”。埋伏的6000军队携带预先制作的干粮，以免造饭冒出炊烟被清军察觉。 部署已定，清满汉军队在吴三桂等率领下果然以为明军已经望风逃窜，逍遥自在地进入伏击区。正在这一决定胜负之际，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把定国设下埋伏的机密报告吴三桂。三桂大惊，立刻下令已进入二伏的清军前锋后撤，向路旁草木丛中搜杀伏兵。明兵因为没有得到号令不敢擅自出战，伤亡很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