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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口压力。山东“地少人稠”，“生齿甚繁”，“人满之患”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进入近代，人口压力更大。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虽然次于江苏，但如时论所评，“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卷九第3期，第107页)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迫切的缘由”是天灾人祸。山东是近代史上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历史中，山东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河、运河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河、运河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灾34县次，占全省县数的31.8%(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第150页)。这种灾害的“多发性”、严重性令人震惊，自然成为山东流民“闯关东”的强劲推力。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如军阀张宗昌“祸鲁”时期(1925年6月至1928年4月)，“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集成:《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卷第16号，第136页)天灾人祸并行，形成山东农民“闯关东”的狂潮，这是1927-1929年连续3年出现“闯关东”人数突破百万大关的基本原因。 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 这首载入《临清县志》中的歌谣，折射出山东农民生活的苦情。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这句妇孺皆知的谚语，正说明“逼上梁山”是山东流民关东之行的最“迫切的缘由”。 而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对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且关东、山东比邻，或徒步，或泛海，均极便利，“闯关东”自然是山东流民的首选。 1860年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到满洲去”。他们通过海路、陆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关东，垦荒种地。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而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东三省，钱没腰”，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使人相信关东有着无限的谋生机遇。只要有“闯”的精神，不愁没有碗饭吃。 “闯关东”之风由来已久，这种“由来已久”，使“闯关东”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积淀越深厚，“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闯关东”越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了。 “闯关东”持久而普遍，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山东人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史书中有许多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参见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因果链”，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