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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汉代刘向所编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今本《楚辞》包括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代人悲悯和模拟屈原的作品。从宽泛的意义说，把《楚辞》理解为屈原的作品集，也不能说错。《隋书·经籍志》指出：“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不朽的诗篇；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 30多年前，我从国学大师吴林伯先生问学。吴先生早年亲炙大宗师马一浮先生。吴先生尝从容谈及马一浮先生主张治学应以经学为核心，出入诸子史记，人生苦短，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读那些无意义的书籍。马先生命吴先生以《文心雕龙》为一生治学重点，并说集部也只有《楚辞》与《文心雕龙》等少数几部著作值得学者以毕生精力去钻研。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说《楚辞》情兼雅怨，文极声貌，影响深远，并对历代读楚辞人的境界做了分类：“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这是说读者如果仅仅从楚辞中学到艳辞、山川、香草之“奇”之“华”，这不过是掌握了《楚辞》之末，而《楚辞》之本在于“鸿裁”，即其“贞（正）”与“实”。《楚辞》忠实地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怀，是屈原及楚辞价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辞才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 读《楚辞》，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没有屈原，就没有《离骚》这样的作品。而《离骚》在楚辞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后代有人把《离骚》称为《离骚经》，其他作品都称为《离骚经》之传。如果从《楚辞》中其他作品都体现了如《离骚》一般的人文境界和精神价值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1922年胡适发表了《读楚辞》一文，他认为，《楚辞》的研究史是久被“酸化”的，只有推翻屈原的传说，进而才能推翻《楚辞》作为“一部忠臣教科书”的不幸历史，然后可以“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家之可以有恢复的希望”。胡适意欲把《楚辞》停留在“文学兴味”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层面，显然是受来自于西洋的“文学”学科概念的影响。如果以此观念阅读《楚辞》，《楚辞》就只剩下刘勰所批评的艳辞、山川、香草之“奇”“华”了。相对而言，梁启超先生对屈原的理解，对我们认识屈原和阅读《楚辞》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题为《屈原研究》的讲演，梁启超认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他以其自杀，表现出对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因此，屈原的自杀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启超强调屈原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这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价值取向的观点。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政治家，对屈原的把握，离不开屈原的政治活动。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动轨迹，才能准确把握屈原作品的内涵。屈原的价值，体现为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结合。屈原的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希望与失望。屈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我们又是通过屈原的作品了解的。如果没有屈原的作品，我们就无法了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没有屈原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会创作这些作品；即使创作了作品，也可能没有机会流传下来；即使侥幸流传下来，也可能不会有这么久远的生命力。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是他的悲剧命运的根源，也是《楚辞》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力量源泉。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随着晋国的分裂，楚国的衰落，春秋时的晋、楚两极世界变成了秦国独大的一极世界。《史记·秦始皇世家》载山东诸侯“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国请服，弱国入朝”。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也正因此，屈原给楚王提出的联齐抗秦、杀张仪以泄愤，不去武关会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怀王都不敢接受。 屈原是一个想在楚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但是楚国不能给他提供大有作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环境和想有所作为的人生理想的纠结，是屈原和楚国领导层发生矛盾的根源，也是屈原悲剧命运的根源。 战国时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的蜕变，成了这个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战国时期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法家、纵横家的成功，在于他们放弃自己的坚守。而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体现了他坚守底线的人生境界。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坚守的政治家的样板。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不为其所动，《论语·阳货》载因孔子不愿出来工作，阳货攻击孔子“怀其宝而迷其邦”是“不仁”，“好从事而亟失时”是“不知”，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国，在乱世求富贵，必然会成为坏人帮凶。因此，孔子的坚守，正是孔子仁和智的体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与世俗不合，梁惠王甚至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过，司马迁理解儒家的坚守，他说：“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和孔子及儒家不同，《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求见秦孝公，先说帝道，再说王道，三说霸道，四说“以强国之术”。帝道指五帝时代的“天下为公”和“大同”价值，王道指以周代文明为标志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价值观，霸道指春秋时期的仁政理想，强国之术指战国时期的弱肉强食。《韩非子·五蠹》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史记·天官书》所谓“顺之胜，逆之败”。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而强国之术是他认为的最为下下之术，但因为秦孝公认为帝王之道“久远，吾不能待”，商鞅就投孝公所好。《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道后，先赴秦国，以连横为说，推介统一之主张。秦不用苏秦，苏秦于是东赴燕国，以合纵为说，推介反统一的政治策略。《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赴燕国找苏秦合纵，苏秦不用张仪，张仪只好西至秦国，投身连横事业中，从事统一活动。商鞅，以及苏秦、张仪，不能说他们心中没有理想和是非观，但是，他们不能“知止”“慎独”，把个人的飞黄腾达放在第一位，选择了根据君主的需求来提供产品的人生价值。孔子和屈原都是把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从而把“做正确的事”作为人生的底线来坚守。 屈原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坚守，就在于他是一个深沉的思考者，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屈原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这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因此，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与能”的美政。这就使他与同时代的打着改革旗号的势利之徒划清了界限。 自汉代以来，人们从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中就发现了屈原的“忠直”和“清廉”的高尚情操，而朱熹更是认为屈原具有“爱国”情怀。屈原的爱国情怀表现为对楚国昏庸和奸诈的政治家以及不能选贤与能的政体的强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抛弃，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屈原的“爱国”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因而是有正义性的，所以是有价值的。 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既要注意对屈原正面的诠释，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赞扬屈原还是批评屈原，他们都是把屈原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体现他们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原历史，就有了科学的立场。 屈原是在一个缺少公平性，丧失了正义价值的时代，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楚辞》的价值正在于完整地表现了屈原的痛苦和追寻。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孔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有人认为屈原比孔子更伟大，虽然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更伟大的地位。孔子是个胸怀世界和一切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他同时代和以后的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古代人关于孔子是“圣人”，屈原是“贤人”的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自司马迁、刘勰以来，中国古代文人肯定《楚辞》为“奇文”的同时，又积极挖掘屈原及其作品所承载的人生理想和文化价值，这个传统，对正确把握屈原及《楚辞》的价值，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读《楚辞》，不仅仅是为了“酌奇”与“玩华”，更是为了学习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坚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