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靖中期严饬海防与巡哨的多层次性 经过正统间的整顿，沿海较为承平。天顺以后，明廷又放松了海上防卫。至嘉靖初年，沿海水军明显减少，备倭战船破损严重，倭患再起。从嘉靖二十六年起，明廷相继在东南沿海诸省调整、增设海防官员，并打破过去卫所的防御区划，构筑新的防区。 广东海防区分东中西三路，置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把总等官，各卫所水军协守六水寨，出海巡哨，相互策应。福建海防分北中南三路，各置参将，配以五寨、五游，巡哨联络。浙江沿海分布六备倭把总，分领各卫所、寨、游巡守信地，分隶于四参将，总领于总兵官。这种联几卫几所为一防区，设一把总或参将，几区或几省设一总督，居中调度的海防体制，加强了沿海防务的整体性和各防区间的联系，各出巡舟师在连界区的会哨亦更为周密，巡哨明显呈现出层次性。 经此阶段的整饬，特别是海上梭织会哨的展开，明代多层次有纵深的海防体系大大增强。隆庆至万历初年，倭患大为减少。万历中抗倭援朝期间，沿海诸地防御又有所加强。此后，由于日本德川幕府推行锁国令，流浪武士难以出海，明朝倭患近乎绝迹。 巡哨制在海疆防务中的地位 明代以水寨、游兵为主体的巡哨制度是在帝国沿海遭遇倭寇袭扰的大背景下逐步探索建立并发展完善的，是“御海洋”海防战略思想的体现，与沿海瞭探联络的烽堠、烟墩、陆上卫所营堡军兵及巡检司弓兵共同构成一多层次、有纵深的海疆防务体系。三者相互策应补充，而尤以巡哨为海上第一道藩篱。 首先，明帝国在沿海诸省直建置的以卫所为中心，包含巡司、烽堠、墩台、营堡在内的诸多军事设施本质上仅是海岸的防守，一旦倭寇来犯，只能被动迎敌。选派水军出哨洋面及各岛，则能较早侦知敌情，相势而动。不但能掌握战争主动权，若还报、调配及时，还能歼敌于外洋，使沿海减免兵燹之害。其次，巡洋诸军信（汛）地以海中岛屿为中心，联点成线、梭织成面，几乎遍布帝国整个洋面，大大增强了海上防务的整体性与内部战区、哨区哨守的协调性，拓展了海上防御纵深，适应了海上防御特点，故时人谓之“紧关第一要义”。 当然，大海广袤，防御面广，纵然巡哨军哨道梭织，终难免有疏漏或薄弱之处，给倭寇进犯以可乘之机，此时海岸与内陆防御又显得尤为重要，故明代海防又重“固海岸”与“严城守”。另外，作为一项综合性军政制度，其御倭效能的实际发挥，亦不是孤立实现的，时时受到明帝国军事体制、行政运作、财政管理、司法监察等诸多方面运行状况的影响。某些时候，巡哨在运行中也的确出了不少问题，但终赖帝国中央和沿海诸省多端调整方得以维持，使明朝最终抵御了倭寇的入侵，遏制住海盗的跳梁，维护了海疆的安全。入清后，又为统治者变革性承袭，在巡哨官职事分工、会哨交验凭证、稽查监哨等方面呈现出新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