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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等规格)规模，按照此前戚继光给福船配备的武备，每门福船配备如下： 火器：包括大发火贡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 弹药：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 冷兵器：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 而日军方面，最大的船也只有福船的四五分之一大小，火器以鸟铳(即早期的滑膛枪)为主，缺乏火炮。 在这种对抗中，日军只能靠鸟铳来偶尔施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50米，虽然这种武器对明军大船和朝军龟船都不起什么作用，但天亮后，在距离合适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这对联军船上人员的威胁还是较大的。也就是在天亮后，李舜臣胸部中弹，被左右扶入船舱(这一情节与英法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军统帅纳尔逊的遭遇极为相似)。他对身边的侄子李莞说：“战方急，慎勿言我死。”其后牺牲。李莞按照指示，继续以李舜臣的名义发布命令，与明军一起，将日军余下的船队追入观音浦。虽然福船无法进入近岸浅水水域，但明军火器射程相当远，便在远处用佛郎机、虎蹲炮等火炮反复轰击日军。由于日本船只的坚固程度不足，3斤重的虎蹲炮所射铅子，很容易穿透船板，受损后的日军战船很难再保证正常情况下的机动性和速度。此时又恰逢退潮，朝鲜水域潮差很大，到中午，余下的近200艘日舰都搁浅在了滩涂上，船上的日军只得弃船登陆，旋即被岸上以逸待劳且早就想与水军争功的中朝联军陆军所歼灭。岛津义弘率领近身的50余艘战船，拼死突围，逃回日本。 露梁一战，日军损失战船约400艘，阵亡人数超过一万，露梁津一带海域尽是日军船只留下的残骸，岛津义弘所率的第五军主力几乎完全被消灭，在海上激战的同时，小西行长趁己方压力减轻的机会，率领第二军的残余部队逃脱，但是，其精华部队已经消耗殆尽，能够回到日本的，也都是老弱病残之辈。这是日军在侵朝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一仗。 谁拥有制海权，谁就是得胜者 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593~1598)的两次援朝战争，帮助朝鲜抵御了日本的侵略，并挫败了日本向外扩张的企图，并大大改变了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在其后日本国内因权力真空而发生的内战中，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等人所在的西军，也就是维护丰臣家统治的一方被彻底击败，德川家康成为了日本新的统治者，德川幕府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代。在这期间，日本转变为一个内向的闭关锁国国家，有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外侵的念头，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 从这场战争可以看出，即使在那个年代，制海权也已经成为了东北亚各方实力对比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露梁海战的胜利，则日本在撤军后很可能“越数年”而卷土重来。由于明军掌握着制海权(其背后实质是中国的造船和火器工业水平要远高于日本)，日本完全失去了再行侵略的可能。而在整整30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也是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正是由于中国失去了制海权，才有了最后赔款失地的屈辱。值得一提的是，此场战争7年时间中，明朝廷花了8百万两军费，被很多时人和后人诟病为“劳师耗饷”，然而在30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代价却是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款，与投资国防的收益相比较，可见一斑。 这场战争也体现出，尽管明军在装备上依然优于日军，但军队的训练、指挥都已经相当不堪，除了露梁海战和第一次援朝战争的平壤之战外，中朝联军始终未能在其它局部战场取得大胜，且多次在战斗中因一处小的失败而出现“崩盘”局面(例如中路军的新寨战斗)，这说明此时的明军，韧性(其背后是军队的日常管理水平和纪律性)都已经大为不如戚继光练兵的年代了，而此时，戚继光刚刚去世(1587年)不过才几年时间。总的说来，这场战争最后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依靠中朝在综合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得来的—中朝联军输得起，只要能赢最后一仗就够了，而日军只要有一次大败，就很难再恢复元气。 另一方面，从明王朝中央政权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可见，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留下的政治遗产，已经所剩无几了，深宫中与群臣赌气而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将整个国家都丢给了内阁打理，在缺乏统一权威平衡的政治体系中，中央政权逐渐成了一个官僚场所，政权的应激能力逐渐下降，任将选人也多有不当，这些败相都将在此后明政权逐渐没落的过程中愈加明显。套用一句老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是一天之间就衰落的，露梁海战虽然辉煌，但已经是明帝国的最后几缕余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