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洪承畴将进剿云贵的计划一拖再拖，惟寄希望于组织强大的政治攻势，因而在相持阶段中，军事上没有明显的建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寸土未恢”[219]，并绝少主动出击，这就不免引起当时以及后人的许多困惑。当时朝廷内外就存在以户部左侍郎王弘祚、四川总督李国英为代表的一批怀疑派，他们曾揪住洪氏这条辫子，大作文章[220]，只因未得到顺治帝响应而罢休。再回头看看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三个问题，可见现在人们依然持有与古人相似的疑惑，对洪氏仍然不够了解，尤其是对其战略思想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 第一个问题：顺治十一年十月，李定国率兵围广东新会，屯兵城下两月不下，十二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将军朱玛喇合兵反击，李定国一败于兴业，再败于横州，自宾州走南宁，清军收复一度被李定国占据的高、雷、廉三府二十五州县[221]。此时洪承畴为什么没有出兵截击李定国？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状况有所了解。 当时，战事发生在广东、广西交界地带，与湖南并不直接交界，属于湖南主战场的侧翼。从地理位置看，最有利的截击地点是广西境内的梧州、浔州等地。从湖南前往，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沟深滩险，交通十分不便。在兵贵神速、谬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紧要关头，洪承畴不能不慎之又慎。 顺治十一年六月，李定国准备发动夏季攻势，攻打肇庆。柳州、贵县等地的部队积极行动，添兵添象，各地群众也踊跃配合，在戎墟的前锋部队离驻扎在梧州的清军、广西提督右翼总兵马雄的人马只有二十里地，而当时驻扎省城桂林、离梧州只有七百里的提督线国安和左翼全节考虑无法“舍省城以援梧”，不敢贸然移动，何况“离桂林千有余里、离梧州将二千里”的湖南官兵。相距遥远，这固然是一个交待得过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孙逆党众见占距辰州、沅州、武冈各处”，湖南官兵不敢“遽以他发”[222]。这虽然说的是顺治十一年六月时的情况，但到年底局面并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洪承畴以湖南官兵截李定国归路，他需不需要为自己的后路担心？“孙逆挥我官兵往援，以靖、沅贼兵截断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进退无据，反置孤兵于徼外，何以自全？”[223]从湖南赴广西作战，前出地就是永州。而永州正是从长沙、衡阳到粤西一线粮饷运输的中转站，若永州之兵空巢而出，占据沅州、靖州的孙可望部将从武冈、城步、新宁等地暗度陈仓，截断粤西运粮饷道，李定国若再杀一个回马枪，湖南官兵不能全身而退已成不了之局，广西官兵又势必再演一出魂断桂林的悲剧。这样的危险，洪承畴是冒还是不冒？ 联系当时湖南官兵的实际情况，洪承畴也不能仓猝出兵。 李定国在广西发动夏季攻势时，湖南境内的清军并非平安无事。 十一年六月，洪承畴麾下官兵叛逃，引起自上到下极大的震动。三月，洪承畴初抵湖南，即以李本深、胡茂祯、张鹏程等进驻常德，抢占制高点。而他们所打的第一仗就是“于常德各处要口前后堵截”，捉拿逃兵，对象是洪氏亲自点名从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调集的边堡“堪战”官兵。当时提督刘忠、旗下官白广恩、副将王平等率陕西、宁夏固原等处官兵经长途跋涉到达长沙，准备分发附近州县就粮休整。恰遇贝勒屯齐等班师，宝庆附近的战略要地随即被孙可望部将夺回，“逆贼随坐塘于邵阳县之隆回、和尚桥等处，离宝庆府城止一百余里。”洪承畴不得不立即将人疲马乏的陕甘官兵投入战场，抢先占领战略要地宝庆。此时宝庆“三面临贼，孤悬一隅，城内无又百姓，城外东关百姓不多，市上全无盐菜各项。”陕西官兵本来已疲惫不堪，到达宝庆，又缺房少菜，加上水土不服，疾病大作，五月五日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共逃走官兵193名，后追回108名。洪承畴不禁十分泄气：“职任经略抵湖南方及两月，逃兵之事，一见于岳州，再见于宝庆，是兵不能御，何以剿贼？”[224]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官兵尚未齐集，就发生两起逃兵事件，军心如此不稳，如何出兵“剿贼”？因此，洪承畴力行整顿，从人马到器械，决心练出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十二年的上半年[225]。从洪氏亲自指挥的经略营制在十二年五月才完成编营的情况看，整顿队伍的工作可能延续了一年多。如此，则十一年底，仓猝指挥不能“剿贼”的部队出击李定国名为败军但身经百战的军队，这在我们看来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谓的仓猝，还包括其他与战备有关的因素尚未具备。宝庆发生逃兵事件时，原宝庆中路总兵官许天庞分防新化及常德尚未回来，偏沅巡抚袁廓宇“到任未及一月，抚标并无战兵”，他单骑赴任，率领内丁数十名匆匆忙忙赶到宝庆，“督率道府各官修盖营房，备办粮草”[226]。左路总兵官张国柱调到永州驻防，地方官也没有做好准备，长沙幕府的黄中通顺治十二年上任，首先就是招集流亡，修城造房，着手恢复工作。清军虽然夺回了湖南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但大都为颓城或空城，安排驻守，布置防线，需要时间。湖南西部的沅州、靖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然在南明掌中，与江西、两广交界的郴州、桂阳等地，又不断受到“红寇”的骚扰[227]，湖南本身尚且危如累卵，又如何能分兵四向？ 最后，说穿了，洪承畴手中也是无兵可出。 退一步说，即使经过半年的整炼，洪氏调到湖南的各地官兵可以胜任作战任务，也能适应当地的环境，那么洪承畴在顺治十一年底可以支配的兵力仍然严重不足。当时湖南除了长沙、常德、衡州驻有重兵外，宝庆、永州等地的驻防尚在安排、调济之中，顺治十一年洪承畴唯一完成的战守布置是新设两桂营和宜郴营，并出兵剿灭了“红寇”[228]。正因为兵单力薄，他才不断呼吁，要求在湖北、湖南、广西各处添兵设将，才会有十二、三年之间大规模的增兵添将的举措。“湖南地方辽阔，冲口甚多，逆贼窥伺非止一处，而见在官兵甚为单薄，顾东遗西，顾南遗北。战守尚难分布，开拓未有根基”。[229]这是十二年底的情形，那么，十一年底只会更槽，顾东遗西，顾南遗北的情形只能更加繁重，洪承畴实际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前所述，顺治十二年以后，清廷在湖广前线陆续添设多处驻防，五月，经略营制也正式编设成营。在此之后，洪承畴的军队才有可能稍加展布。如刘文秀等以六万大军水陆两路进攻常德时，洪承畴自己坐镇衡州指挥，调发经略标中营、后营副将刘应志、卜世龙赴宝庆协防，以前标总兵南一魁到广西会剿[230]，洪氏分兵赴广西作战，至此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顺治十三年十月，洪承畴为什么弃辰州而不守？ 这个问题，涉及全局的形势，情形稍稍复杂一些。上一节中，我们叙述了洪承畴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贯穿一条南明武装与清军的对峙线——这就是从彝陵、常德、益阳、湘潭、衡阳、祁阳、东安、永州、桂林到苍梧的“五千里长边”。在这条战线以西，基本上是南明军队掌握的地盘，与清军作战的“外地”[231]，对清军来说，则属“内地”。战线以东，是清军的防区，属于南明军队的内线作战区域。防守并稳定这条战线，断绝南明军队深入内线作战的可能，同时通过外线作战，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这就是相持阶段洪承畴的主要任务，清军与南明军队所进行的也就是这种争夺沿线战略要地和军事据点的战斗，但成绩并不理想。 还是以常德之战为例。常德告警之时，洪氏“偕长沙大兵同至衡州，堵防宝庆，以分贼势。而荆、澧大兵直趋常德，乘夜初起，大破贼众。”[232]为什么常德告警，洪承畴反要携兵南趋衡州、分兵宝庆？常德之战，洪承畴只以左标李本深配合满洲大兵作战，自己坐镇衡阳，而中营刘应志、后营卜世龙堵防宝庆，后又调赴永州，接防广西，前标南一魁也赴广西会剿，等于是分兵四出，直到常德战事结束，形势稳定之后，洪承畴才离开衡阳，与满洲固山额真季什哈等一起从湘潭回到长沙[233]。这种战况，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味，说明清军没有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所以必须处处设防，被动防守，以防止南明武装从武冈、洞口、沅州、靖州等地出发，全线压向宝庆、衡州，冲击清军的防区。清军在湖南战场常常应接不暇，顾此失彼的战略原因就在于此。 城步县位于宝庆府西南，居宝庆、靖州、桂林、柳州之上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攻沅靖，则沅靖不守，东北攻宝庆、武冈，则宝庆、武冈不守，东攻新宁，则新宁不守，南攻桂林、柳州，则粤西震动。“故城步虽小而为宝庆最要之地。”[234]城步县内二都的枫门岭尤为要中之要，西扼云贵咽喉，东阻宝庆肩背，为城步第一要地。回首顺治九年，李定国东征，尚未抵达宝庆，续顺公沈永忠就首先倡逃，一溃千里，就是因为孙可望部将占据着这个战略要地，使之欲守不能，不得不弃之保命；再看三藩之乱后期，吴三桂的残兵败卒占踞枫门岭，仍然坚拒数月，使清军举跬步不前，也因此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位。相持阶段中（一直到孙可望降清之前），不仅枫门岭、城步在南明掌握中，附近的新宁、武冈、靖州、沅州等地也都为孙可望部将所据守，南明军队如果配合得当，清军要攻破他们的防线决非易事。 战略要地的分配，在军事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清军与南明争夺武冈失败，决定了军事对峙线只能在武冈以东、宝庆府中部的紫阳河一带分界。 清军第一次取得武冈在顺治四年八月，维持时间不到一年。至五年七月南明方面反正部将陈友龙攻陷武冈，清军失守。随即郝摇旗(永忠)与陈友龙自相攻击，陈友龙败去，武冈由郝部将占领。 顺治六年四月，济尔哈朗统率清军，以汉三王为前锋，夺回宝庆，“固山刘提督到州，郝将遁去。”但这次维持时间更短，只有半年。十月二十八日，武冈又为忠武营部将马进忠占据。 顺治七年二月，定南王孔有德进攻湖南，马进忠遁去，续顺公沈永忠据守宝庆，这次清军守了二年多。至顺治九年六月二日沈永忠逃离宝庆，清军再次失去武冈。 顺治十年三月。宝庆岔路口一战，孙可望兵败，清军第四次夺回宝庆和武冈。但扼要枫门岭、洞口等仍然在孙可望部将手中，所以几个月后，清军又失去了武冈，“十二月州复为孙可望部将贺九仪所据。”这已是武冈第五次易手了。[235] 此后“清调其贝勒等北归，以洪承畴经略湖南。承畴议守永、宝以困可望。可望因复下靖、武，相持于紫阳，贵州粗安。”[236]清军无力推进战线，南明方面也因内部矛盾不能进一步发动攻势。 沅州、辰州是对峙沿线的战略要地。“沅州乃湖南之门户，距辰、靖各数百里，或师行而粮不敷，或寇至而援兵难以遽应，是以屡得屡失也。”[237]湖南西部靖州和沅州是从贵州出击湖南的前沿阵地，中间隔着土司地区的辰州也在南明的势力范围之内，常德之战后，“逆贼大势，全聚辰州。”[238]辰州成为南明军队的前出地，兵力雄厚。尽管清军多次出兵争夺的沅州和辰州，结果仍然是“师行粮不敷”，或“援兵难以遽应”，一无所获。 引起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南明方面孙、李内讧。顺治十四年八月孙可望发动内战，九月战败准备投降，十月中旬前后一直由孙氏部将据守的紫阳河一带关隘，如南岳庙、和尚桥、隆回、磨阳隘、野猪冲、洞口、武冈等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尽行弃守[239]，南明与清军对峙的僵局最终被打开。在这之前，甚至武冈的诸生要参加清朝的考试，也必须溜到邵阳，假借投诚的名义进行[240]。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驻守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同都统卓罗攻下辰州 ，当时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有利清军的根本变化。“先是，辰州屡下，缘守兵寡，辄复为贼陷。”阿尔津攻下辰州后，建议或移常德总兵驻守，或以自己所部满兵留守，洪承畴以“常德兵力难分，劲旅不宜擅留”为理由拒绝，引起阿尔津强烈不满，认为辰州可守，则沅靖可达，沅靖一得，即可进取滇黔，两人就此发生矛盾。洪氏只得将矛盾上交，让顺治帝裁决，结果“上命阿尔津班师，以征守事委承畴速筹。”[241]清廷之所以将满洲亲贵大臣调离前线，以战守之事全盘委托洪承畴，其中的奥妙并不难理解。 就在阿尔津率满兵攻下辰州以后，孙可望即下令武冈、辰溪、溆浦等地的部队分头出兵，益阳总兵刘进忠在新化部署的防卫力量受到攻击，右营游击吴国友分守溆浦，四百名官兵被陷，吴“身受二枪，头上一刀，睡在草地”战死。而洪承畴所率的长沙满汉官兵则因不能判断敌情而无法动弹，“恐先故出溆浦以诱我兵，或暗出宝庆、东安各处，皆未可定。如长沙官兵一有移动，彼时即难转回兼顾。”这正是战略相持阶段由于不具备战略优势，兵力调转不灵，捉襟见肘窘境的典型表现。 溆浦、辰溪、武冈等地的南明部队同时运动，而且“洞口逆贼日报增添”，参与行动的有“沅州、会同、黔阳伪王、将军兴国侯、武安营等七家人马，的有四五千”[242]之多，兴国侯是指冯双礼，武安营是陈国能的部队。可见孙可望是下定决心要夺回辰州，洪承畴弃守辰州，实在也是迫不得已。 再说，阿尔津驻守辰州，供应满洲大兵粮饷草豆也给洪氏造成极大的压力。当时主管粮饷供应的是湖广左布政黄志遴及署理督粮道事武昌知府梁知先，在运输途中米豆、草料纷纷漂没、搁浅，供应不及，梁知先受到严谴，而黄志遴虽然“职司发运……迟缓缺少”[243]，但因与洪氏关系特殊得到庇护，被免于处分。[244]可见由于清军在军事上不占上风，后勤供应也趑趄艰难。致力于在湖广前线建立一个全面防御的军事体系，洪氏的良苦用心在此可见一斑。它不仅使清军在前线可以互相呼应，后方供应也能快捷有力地跟上。全面防御体系一旦完成，离取得战略主动权就靠近了一步。但此时至少还须耐心等待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也就是孙可望决定投降清军之前，辰州与沅州、靖州、武冈一样，都是南明军队的防区，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清军深入内线作战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即使一度得手，也不得不放弃。这正是洪承畴决意弃守辰州、极力营建军事防御体系以支持其政治招抚，通过招抚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争取战略转机早日来到的根本原因。 在战略转机尚未到达之际，固守辰州并不现实，急功冒进的阿尔津干扰了洪承畴的战略部署，而他以宁南靖寇大将军的身份与经略洪承畴的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清廷只能将他调回北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这是完全正确的。 到此为止，清廷对洪承畴仍然表示信任。但这种信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洪承畴心里并没有把握，而他所面临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这就直接关系到第三个问题，即顺治十四、十六年洪承畴两次借病辞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先说顺治十四年六月第一次借病辞去。我们已经知道，到顺治十四年的下半年，洪承畴在湖广前线的军事防御体系基本完成，离清军掌握战略主动接近了一步。恰恰就在此时，六月三十日，洪氏却借病乞去，其中有何隐情？ 自顺治十二年以来，清廷就不断催促洪氏进剿云贵，而他的态度一直十分坚决，非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绝不出兵：这就是官兵齐集、粮饷充足、事机凑合。顺治十二年底他以“兵未能齐，粮未能足，或时事机会未能凑合，职亦不敢轻举妄动，以成不了之局，贻后来之患”的理由，将兵部催促进兵云贵的计划轻易推到十三年秋冬[245]。十三年八月，他又老调重弹，认为条件尚未具备，“楚粤官兵尚未齐集，进取事机尚未凑合，此顺治十三年秋冬之交，计算酌量未可轻举。”[246]至顺治十四年年中，湖广前线的军事防御体现基本完成，而且兵部在十三年年底已将准备“明年春天”进兵云贵的计划上报顺治帝[247]。可以说，至此，对进兵云贵的计划，洪氏已是一推再推，无可再推了。 此时的形势与顺治十年洪氏受命之初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顺治十一年底以来，清廷与郑成功海上武装和谈失败，东线战事起动，清廷不得不调兵遣将，布置东线的海防前线。这对西线的洪承畴来说压力遽然增强，不管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财政上。 在旷日持久的相持中，湖广前线的人事班子发生了不少变动。顺治十三年二月，因浙江总督佟岱与巡抚秦世祯不睦，清廷将两广总督李率泰调往浙江任总督，另以固山额真王国光总督两广[248]。李率泰本来是洪氏经略西南之际专门推荐的辅佐人选，至此因东线战事而离开。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九，曾取得常德大捷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陈泰病卒于军中。 九月京察。湖广总督祖泽远以才力不及降一级，解任回京，由李荫祖继任[249]；湖广巡抚林天擎原为洪承畴极力举荐的“真才真品，有谋有为”的幕员[250]，也因“才力不及”降一级，照旧留任，又以微故连降五级，调外用，由内院学士张长庚接任[251]。顺治十三年以后湖广方面大员总督、巡抚均以“才力不及”连连降调，这是否是对湖广军前“寸土未恢”之总指挥官的一种暗示？在人事变动背后是否隐含着来自朝廷甚至是顺治帝本人的压力？清廷的政治信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这对洪氏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随着东线战事起动，清廷不断在东南沿海增兵设将，并将东西线战事相提并论。 顺治十二年五月，清廷以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统领汉军官兵驻防京口，这是顺治年间清廷在直省设置的西安、江宁、杭州外的第四个驻防点，额兵三千[252]。 十三年六月，清廷决定在福建增设汉军驻防三千，以郎赛为帅，分驻漳州、泉州[253]，顺治十四年移驻福州，并专设满洲营[254]。 十四年十月，专防东南沿海的水师部队建成，以苏州总兵官梁化凤统领驻扎崇明[255]。 顺治十三年六月清廷颁诏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督抚镇等“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256]这与七月二十四日敕谕湖广、江西、陕西、四川、广西各督抚提镇招抚的行文如出一辙，只是将贼渠郑成功之名换成了孙可望。[257]可见，清廷将东西两线是放在同一水平面上考虑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清廷原来想以东线和平换取西线的胜利，固特授洪氏前所未有的权力，对之有求必应，百依百顺，那么此时这种可能已经消失，清廷不得不开始应付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这对深谙主子用心，又了明兵家之忌的洪承畴来说，只会愈发觉得高处不胜寒。 而且，湖广前线的局势也象一个逐渐收紧的口袋，不仅对南明军队的压力日紧一日，清军总指挥洪承畴也是越来越紧张。 顺治十四年中期前后，湖广前线的军事部署基本完成。一方面，战守分布准备就绪，官兵大都到位，只有个别情况例外(如新设祁阳镇总兵陈德，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底才到达汛地)。共计湖北、湖南、粤西归洪承畴直接指挥的十几个提督、总兵的兵力，已达数十万之多[258]。要命的是，集结完毕的军队内部并不稳定，已经出现军心涣散的苗头了。胶州进士李世锡(霞裳)顺治八年出任湖北嘉鱼知县，曾经作过一首《哀沅》诗[259]，描绘了顺治中期湖北郡邑残破，人民逃散，又遭大疫，军士多病死，道理相枕藉的实况。军心不稳并非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和夸张，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危险。顺治十五年五月，清军开始战略进攻之初，逃兵事件再次大规模爆发，就是一个明证[260]。甚至在洪氏前线司令部长沙幕府内部，也弥漫着悲观、萧瑟的情绪。彭尔述在顺治十四年作的一首诗，就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似笼中困兽般无奈的心情，“转困鸡肋滞江津，十载雕戈老战尘……酹酒还浇陶太尉，霜风旅鬓一伤神。”从清军顺治四年进入湖南，至十四年正好十年整，而目前的情形正象鸡肋，欲弃不能，欲取不得，虽然自己有心象东晋大司马陶侃那样建功立业，却只能借酒浇愁，在伤感和憔悴中老去[261]。作为前线的统帅，洪氏对部下的实际情形，不可能一无所知，但这一点他不能点破。 另一方面，湖广前线的粮饷在顺治十四年年中也都基本到位。如顺治十四年部拨盐课协济粤西及湖广军前银共十二万两在五月份已经解到，“官兵愈加振奋”[262]；又顺治十三年江南欠饷十七万两及苏松常三府十一年欠饷一万多两“已通解全完”，“计七月中旬以后可望解到”[263]。可见当时湖广军前的粮饷供应情况还是良好的。清廷无疑为此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在“一岁至缺四百余万”[264]的情况下，“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265]的压力只有落在洪承畴的头上了。 那么，洪承畴顶着这种种压力，还在等待什么？他等待的是进军云贵三个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事机凑合”的时刻。回顾洪氏的战略思想，很明显，官兵齐集、粮饷充足，事机凑合这三个条件就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的宗旨：“多得贤良，安民劝农”可以得到粮饷和后方的安全，“简拔将领，练兵制胜”是官兵齐集的前提，也是“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的保证，最终目的是“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从收拾人心、稳定局势的以守为战，到建立军事防御体系的以战为守，打击、铲除抗清武装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洪氏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强自己，消灭敌人，促使南明方面出现政治分裂。无疑他之所以一再坚持进剿云贵必须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争取不战而胜这个最好的结局。在洪氏眼里，官兵齐集，粮饷充足，尚在其次，他顶着压力，冒着危险，等待的就是事机凑合的时刻。在此，集中体现了洪承畴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和作战气势，可以说他确有过人之处。 对于全局的形势，对于南明领导的抗清斗争，洪氏有着深刻的了解。从当前情况看，前线的清军已占有一定优势，只要能稳住局势，稳操胜券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从长远角度看，南明控制区仅仅为中国西南一隅，而清廷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大地超过对方，进行持久战对南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惟有一点，清廷无法不能与南明抗衡——这就是人民的向心力。在多数人眼里，南明是承继明朝三百年统治的正统汉族政权，而清朝是茹毛饮血的野蛮夷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规模的战争、武力高压并不能使广大汉族人民屈服，尤其是民族气节坚定的高尚分子。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进化、蜕变乃至融合，弥漫于全国的反清气氛不会很快消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不会口服心服。洪承畴在湖南以极大精力从事招抚工作，抓紧“事机凑合”的希望不肯放松，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招抚机括”也一度成为朝廷内外墨守的金科玉律[266]，这决非偶然。所谓的“招抚机括”应该包括争取民心、招徕士绅，分化、瓦解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群众基础等等内容，其中“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则是核心所在。俗话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孙可望与李定国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洪氏眼里，孙、李矛盾，就是一个可加以利用的很好“事机”，为什么他不能设想这个“事机”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从而最终从根本上消蚀对方，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他在湖南“以守为战”，“以战为守”，翻来覆去地折腾，所做的一切不正是为促使孙、李矛盾这个内因发展？衡量一个军事家是否有过人之智，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能否根据现有的条件预计将来的局面，并努力推动局面向设想的方向前进。洪承畴经略西南，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场大战，清廷寄予重望，赋予极权，无疑使他能够比较从容地制定战略战术，几臻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遇上了恰逢其时的表现机会。台湾李光涛先生认为“洪承畴之经略南疆，乃在于兵马钱粮的应手，以及得力于投降榜样，而不是以战争取胜的。”[267]这是个颇有见地的看法，还需注意的是，洪氏将“投降榜样”更置于“兵马钱粮”之上，所以他认定自己能够等到“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的那一天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