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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1618年至1619年(明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的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关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几度损兵折将之后，明帝国在东北地区的藩篱尽失，自此再也无法获取主动，以后增兵增饷、计亩加派再也无法遏止。内部则农民暴动，朝中党争愈烈。至朝代覆亡为止，当中只有每况愈下，从兹更无复兴的趋向。 努尔哈赤逝世，庙号清太祖(明人则斥之为“奴酋”)有远谋深见。他远在1587年(万历十五年)即在辽河流域扩大地盘，侵蚀其他部落，引起巡抚顾养谦提议征剿以免养虎遗患，但监察御史王缄主抚，两方争执之后，其他监察御史亦参劾顾养谦，称其“贪功徼赏”。以后《明实录》即未提及下文，想已不了了之。注意此事发生于辽东战役前32年。努尔哈赤之有机缘创建千秋大业，首先即得助于明廷文武官僚不能和谐，他也仍在此事之后，于1590年及1593年亲来北京纳贡。建州最后一次贡使于1615年始离北京。从以后发表的谈话看来，他已尽知中国虚实。当时明廷饬令所有机密军事文件不得辗转传抄，看来此也是徒有具文，通令只表示机密经常外泄，包括上述主剿、主抚的争执。 1618年他发难时首先计取抚顺城。当年五月八日传闻有建州夷人(建州为永乐帝赋予之名号，满人用“满洲”名号始自1635年)3000名即来抚顺城外互市。当居民纷往城郊之际，努即乘机挥军入城，并杀死明军千户。总兵张承胤提兵往剿，建州军即退出抚顺，但张追击时努又回师反扑，使总兵及随从兵马一时俱没。至此努尔哈赤方始发布其“七大恨”，其实恼恨虽称七宗，要旨不外三点：一为先年明军杀害其父及祖，年幼时其父及祖为明军内应，但在明军讨平各部落时被误杀；次之此时明方已割分建州疆界，但汉人不守承诺，仍往其领域耕种渔猎；三则中国人惯用以夷制夷之计，并干预各部酋长之婚姻。当时努已统一女真各部落，只有叶赫及海西两部尚受明方庇荫，染指于此两部势必与明帝国全面冲突。看来努尔哈赤已下此决心，“七大恨”无异于宣战文书，但明廷如欲避免战争，努传话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其条件包括割地赔款，赔款部分包括金银绢布如传统“岁币”模样。此等要求预计明廷无法接受，所以自1618年夏季始，明帝国与未来之清朝开始长期斗争状态。 当时明廷认为奴酋“务期歼灭，以奠封疆”已义无反顾。杨镐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军中宿将尽指派于其麾下。增援兵马抽自西北宣府、大同、延绥、甘肃各镇，又调集云贵各土司，募兵及于浙江、四川，亦即全国总动员，对外宣称总兵力47万。所有经费统由新设之辽东饷司专理。其征派除贵州外及于全国田土，概在正赋外，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预计可得银200万两。仍由各地库房将现存款项扫数解饷司，以后征得垫补。1618年冬至1619年春季诸事准备停当，即本文承续检讨此转折点之展开。 (一)双方兵力概况及战略指导 杨镐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彼方以弱敌强，以寡胜多，即照一般习惯亦乐意夸张敌方兵数。萨尔浒战役，满方称杜松率众6万，但当时明廷派往该路之监军御史呈奏杜松所领只25,000余员名。如以同样比率加诸所谓20万，则杨镐所率兵只83,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接近20万。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