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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沙幕府对西南战局的影响 洪氏出京前业已决定的战略思想，即以政治手段招抚“胁从”为主，军事决战为辅的方针，至此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长沙幕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故在此稍加铺叙。 1、削弱、瓦解抗清武装 在长沙幕府中，有专职从事招抚活动的幕僚，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新招徕幕客的社会关系，前往抗清武装活跃的地区，进行招抚工作。 周师忠，镶白旗下阿达哈哈番。顺治十年六月洪承畴“请旨调发随征”，十一年三月到达湖南，“专用以力任招抚”，在十一年七月内，招到南明总兵胡跃龙等多人，又招到南明将军李有实等，受到嘉奖，升职广西分守左江道参议[127]。周师忠所招到的南明将军李有实，是湖北黄州山寨武装的领导人之一[128]。 黄州府位于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交界地带。湖北的蕲水、黄州、麻阳、罗田，安徽的潜山、太湖、英山、霍山，河南的光州、固始、商城、汝宁等州县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具有地势险要的共同特点，“皆阳渎而阴岳，左扬而右荆……其出入径道，隘仅错趾，悬崖左右，列河环之，路阻谷深，摇骇心目。”易守难攻，山寨武装就此兴起，在明末盛时有“名寨四百八十九”，蕲黄四十八寨最为著名。“寨有长，充之者大都缙绅儒流，其能自达者则受大吏札付而行事，或奉明宗姓，声其王公之秩以镇之，至今有寨王称。”[129]黄州山寨的组织者，大都为各地士绅名流，各寨之间也都有联系，要瓦解山寨武装，只有提纲挈领、从山寨领袖下手。周师忠就是抓住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在招抚黄州山寨中频频得手的。功劳虽然记在他的身上，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洪氏幕客、长沙遗民陈宏范。 陈宏范入幕后，曾“招抚黄州山寨，论功授偏沅副将”[130]，无疑他在招抚黄州山寨的过程中多有贡献。有迹象表明，他有可能是通过曾经入幕、后又离去的湖广麻城人曹胤昌穿针引线的，他曾经也是湖北山寨的领袖人物。 曹胤昌，字石癖、石霞，麻城人。崇祯十二年乡试第一，十七年成进士。授嘉定知县，遇巡按考察，问刑名钱谷几何，答曰“文章颇能几句，簿书非职所长”，因而左迁福建都转运使司照磨。“值鼎革，解绶归里。”[131]“洪阁部承畴入楚，檄致军中，佯狂谩语，醉吐洪茵，又以诗诮之，遣归。”[132]显然，曹胤昌是态度坚决的遗民，而洪承畴在延揽士绅入幕时，采用的恐怕是非常手段，将湖广各地知名人士“檄致军中”。曹胤昌虽被迫来到长沙，仍然不肯合作，只得放他归去。不管曹胤昌与陈宏范是否旧相识，在长沙幕府中两人有过接触，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陈宏范可以利用或者通过曹胤昌的关系，对李有实等人进行招抚工作，因为李、曹从顺治初年起就是共同抵抗清军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而曹胤昌愿意帮这个忙，可能与他的遗民身份有直接关系。 顺治二年，曹胤昌和至交、曾受命为唐王兵部尚书的周损、周损从子羽仪等“结寨县西之朱山，有卒三百人，马数十匹，李有实等在东山应和之。”成为蕲黄四十八寨之一，“军官自总兵以下，遥受明藩札付。”顺治六年以后，一度曾被清军平定的山寨武装重新兴起，二月，三尖寨长张福寰奉石城王朱统錡命来联络四十八寨，于是各寨寨长王、周损、曹胤昌、李有实、陈于密等一千五百人往谒朱统錡，各授职有差。顺治七年，石城王遇难，有实“复遁归东山，胤昌则转入云南。”曹胤昌、李有实均听命永历政权，曹胤昌到云南，是否接受了重要使命？“越二年（明永历七年），有实更出攻黄州诸堡，下江防道吕阳领黄冈张本恕等乡练剿抚定之。”[133]张本恕为黄冈诸生，这在县志中得到证实[134]。明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李有实进攻黄州，是否与曹胤昌的云南之行有关，尚没有直接证据，“因湖南孙逆猖狂，贼首陈誉早、李有实叛形复炽”[135]，这是确定无疑的。兵败投诚，虽属正常现象，但不能说没有疑点[136]，在明清争战未见分晓的情况下，双方势力互相渗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曹胤昌愿意出面做工作的初衷可能就源于此，此事尚待进一步研究。最后的结果是，一方面，黄冈生员张本恕带领清军正面进攻山寨，另一方面，周师忠通过陈宏范这一线进行迂回招抚，李有实终于带领官兵三百五十二人进入长沙投诚，“自愿在军前立功报效”，被授予副将职衔[137]，黄州山寨武装就此解体了。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但类似利用幕客进行的分化、瓦解南明武装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普遍的。 再举一个例子，是洪氏如何利用投诚人员瓦解抗清基地的事实。 幕客廖文英，连州生员，曾为南明巡抚。投诚后，洪氏派他前往家乡连阳八排地区进行招抚活动。这一带是瑶族聚居的山区，包括连州、连山、阳山三地，曾长期为抗清武装所占据。顺治八年原李成栋部将、后归孙可望的陕西人马宝进入八排连山，“驻县三年，称爵府。”“兵瑶通好，互相肆虐。”抗清武装与瑶民遥相呼应，使清朝统治势力难以进入。洪承畴一方面利用廖文英等投诚人员进行招抚，一方面出兵进剿。结果马宝“由三江、石田引而西去”[138]，又一个抗清基地被瓦解了。 正因为利用投诚人员进行招抚活动卓有成效，所以洪氏对投诚人员的反复行为，处理十分宽大，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孙可望总兵欧正福，桂阳州人，顺治十二年赴广西总兵马雄处投诚，被送交洪承畴安插就绪，十三年欧正福将准备反叛，被张万福等设法拿获。“今正福志在耕田，似应随其便宜。”[139]对于投诚以后又想反悔的人，没有格杀勿论，仍然放回耕田，可见洪氏招抚南明武装用心之深沉、手段之狡诈、希望之迫切。 目前在洪承畴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过分依赖招抚政策，这是不当的，也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对此，我不敢苟同。在相持情况下，对抗双方的军事实力大致相等，短时期内在双方对峙的正面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斗智斗勇，可见高下的恐怕还是战场以外的领域，是双方所依托的人力、物力、财力、地理优势等等。洪承畴对如何从相持转入反攻，无疑具有通盘考虑，他的指导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中就蕴含了将进行持久战的信息。不招抚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不招抚就无法铲除抗清武装的社会基础，夺取对方的军事基地，建立稳固的防线。这些都是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必要条件，也是促使双方力量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有效手段，是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成功的可行之路。但这些条件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 洪承畴利用长沙幕府进行招抚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 第一，弥补了清军兵力不足、在复杂地形中无法发挥战斗力的弱点。 顺治十三年兵部有一题本，提到荆州总兵郑四维鉴于荆门近逼“寇锋”，建议将安陆驻防移至此地，但安陆所属的钟祥、潜江、景陵、沔阳等州县，因为四面环湖，“素称绿林出没之所”，东、北面的黄州、德安，也有“各寨伏莽耽耽思逞”，洪氏只得采取折衷方案，将安陆驻防一分为二，一移荆门，一留安陆[140]。显然湖北各地抗清武装占据有利地形，打击、骚扰清军，使得清兵防不胜防，守不胜守。不惟兵力不敷，即使拥有优势兵力也无从发挥，“从来满兵所到，贼即败亡”，“但鸟道羊肠，马匹不便驰骤”，湖广总督祖泽远“为此不敢吁控”满兵前来剿贼[141]。派出幕客单刀赴会，则往往可以寓奇于胜，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取得千军万马所无法达到的成功。这一点，在陈宏范等招抚黄州山寨、廖文英招抚连阳八排山寨的活动中都有典型的表现。 第二，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为转入进攻阶段奠定军事基础。 顺治十三年南明知府郭子治、知州刘亢等率士民投诚，洪承畴十分兴奋，觉得这不仅“使职多一民而贼少一助”，且“巫夔之间耕凿久驰，竟成荒土，贼之外地无委积可恃，动多掣肘。”[142]很显然，清军与南明争夺“外地”的斗争,正是相持阶段清军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力量的有效手段。 顺治十二年四月郧阳抚治胡全才全力奉行招抚政策，招到南明益国公郝永忠部下负责守卫清风寨口路的总兵谢宗孔带领所属人马投诚，部分人员被编入清军，其余的给票递送原籍[143]。这既瓦解、削弱了南明武装，也增强了清军力量，便于进行各个击破，可谓一箭双雕。 通过这一阶段的战斗，清军逐渐肃清了与云贵抗清武装相呼应、作为湖南战场依托的湖北山寨武装，广东、广西各地的苗瑶武装和抗清基地，取得了较大成果。顺治十二、三年之间，湖北蕲黄山寨武装、湘粤赣交界的苗民武装已被分化、瓦解，销声匿迹。郧襄一带活动了十几年的姚黄十三家农民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44]，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社会基础确实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削弱。 第三，动摇南明武装的军心。 长沙幕府的活动，“既为招抚榜样，更足离散贼心。”[145]削弱抗清武装的军事力量只是洪承畴的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招抚活动，达到“离散贼心”，使对方出现政治分裂。这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稍后，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 朱应升，应天上元(今南京市)人，崇祯十二年举人，在天启、崇祯年间曾与张溥、吴应萁等人结社齐盟，“以丹铅进退天下士”，令人从风而靡[146]。入清后先任颖州学官，后出为巡按御史，顺治十年转宝庆府推官，招抚流亡，抚绥残黎，不遗余力，顺治十三年因岁贡芽茶延误日期被解职。解职后，他协助偏沅巡抚袁廓宇作分化、瓦解南明军队的工作，“实心招抚”，争取到孙可望部将姜春生、姜和生、总兵王瑞泰、王仁晴、谢成龙、谢才尚及道员孙应赓等投诚[147]。这一系列投诚事件，是通过血缘、乡党关系的纽带，连瓜带蔓引发出来的，对抗清队伍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洪承畴深惜朱应升的才干，“檄至军前效用”，其“赞经略洪承畴幕，出谋发虑，动合机宜。”洪氏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一夕飞骑报敌人入境，公（指朱应升）曰：不鼓渊不整队而至者是敌内讧，非犯顺也。迟明，果孙可望崩溃来降，趋经略开门纳款军中，咸以为军中诸葛云。”[148]看来朱应升也是长沙幕府的智囊，对洪氏极具影响力，这个“军中诸葛”是否也为洪氏制定进剿云贵三个必要条件的主谋，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