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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国王臣源 从隋朝开始，日本和中国搞外交一向很有几分傲骨，体现在国书的称谓上，就是强调平等，不肯称“臣”。遣隋使携带的日本国书抬头赫然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弄得隋炀帝很不爽。后来日本国书又改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还是透着“我俩一般大”的倔强。就连态度最恭敬的遣唐使来华，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称臣”国书的记载。元朝就更别说了，直接斩使示威。到了明朝，怀良亲王那封致朱元璋的国书虽然自称“臣”，但他的署名是“征西大将军”而非日本国王。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日本要把强硬进行到底的时候，日本却突然放了个软泡。 明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从侄子手中抢走皇位的第二年，一封署名“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翩然而至。 “日本国王臣源”是谁？室町幕府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 不少中国人是从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第一次知道这个“将军大人”的。足利义满是日本历史上的大人物，他以武力结束了南北朝的乱世，统一了全国。而且，他喜慕中国文化，嗜爱中国珍宝、商品、书画。在中日关系断绝了二十余年后，他主动派使者前往明朝，请求朝贡。 朱棣看到久不来朝的日本“慕义来归”当然很高兴，所以当即派赵居仁东渡日本，册封了“日本国王源道义”，并且赐以一枚龟形金印(“日本王之印”)。“源道义”是明朝人给足利义满起的名字，当朱棣的诏书到达时，足利义满恭恭敬敬的行了跪拜之礼，并在回书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天皇是傀儡，足利义满就是日本事实上的国王，他对来自明朝的册封显然很满意，每当明使西来，他都携妻妾亲去兵库港口隆重接待，甚至还在京都的寺院里，身穿明式服装，和明使一同赏玩红叶。 为表示诚意，足利义满还捉了二十多个倭寇首领，捆绑起来遣使献给朱棣。朱棣大喜，为表示上国气度，当即“命治以彼国之法”。 “彼国之法”是怎样的？日本使者从北京回到宁波，上船回国前，找了一片空阔的海滩，将这帮倭寇首领五花大绑放在铜甑(古代蒸饭的一种的容器，类似于现在的蒸锅)里，下面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这是第一次日本官方对倭寇的直接干涉，可以看出，只要日本政府想做，倭寇完全可以取缔。 行跪拜之礼，国书称臣——后世有些日本人对足利义满的行为大为不满，认为是日本外交史上的耻辱。其实，就是当时，也有不少臣下觉得丢脸，但足利义满毫不介意。 足利义满为何对明朝这样恭敬？ 很简单，他需要恢复朝贡贸易，他需要铜钱。 朱元璋断绝了日本的朝贡，并实行禁止贸易的海禁政策，就相当于对日本的严重经济制裁。一方面，中国的金属、缎、绢、瓷器、茶叶、书籍，都是日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方面，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带有很大的赏赐性质。因为是“外夷”的朝贡，所以身为“上国”的明王朝，无论给价还是回赐往往超出“贡品”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日本将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1404年明成祖答应恢复朝贡以来，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甚至是从明朝带来的铜钱本身，也是值钱的东西——日本国内无造币能力，国内长期使用的流通货币是中国的洪武、永乐、宣德铜钱。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一千文价值四两银子，从中国输入的铜钱，本身就可获利三、四倍。 每当载满明朝赏赐货物的朝贡船回国时，日本人就衣冠整齐聚在兵库港的岸边翘首西望。 一个日本和尚在日记里得意洋洋的写道：“唐(指明)船归朝，宣德钱到来。” 朝贡贸易对朱棣而言，除了四夷来朝的面子得以满足，还有一个他老子朱元璋搞不定的好处：海上的倭寇基本消失了，因为足利义满是要保护朝贡航线的。因此，朱棣甚至夸奖说：“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 4. 顺则朝贡，逆则为寇 朝贡就是捡钱，不捡白不捡。 朱棣虽然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只限两船，人数两百”，但日本方面并不严格遵守，在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获利巨大，将军、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如有一年来了10艘朝贡船，总人数达到1200人，货物超过规定十几倍。 而日本朝贡团的人员素质之差，和当年“容止温雅”的遣唐使判若云泥。有喝酒闹事的，有勒索要价的，甚至还有持刀在闹市杀人的，但这些不法行为都被明廷以“勿失人心”纵容放过。 但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外交事件，明廷再也无法纵容，终于使得明日百年朝贡史戛然而止。 这起事件发生在日本朝贡的指定港口宁波，叫做“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得先从日本国内说起。十四世纪中叶，室町幕府到了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期间，已经逐渐丧失了大权，一些幕府重臣和地方大名、豪族成了真正说话管用的人。因为争权夺利，公元1467(日本应仁元年)，大名、豪族之间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战乱，战乱后国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一般认为，“应仁之乱”标志着日本战国时代的开始。 对明朝贡是块肥肉，谁不红眼？明朝和日本的朝贡贸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颁发勘合——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于是，失去秩序的日本国内，一场争夺勘合的暗战率先打响。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朝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被九州豪族大内氏夺去。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内氏派使者宗设谦道率三百人乘三艘朝贡船，于4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豪族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谦道一行迟了3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这个宋素卿是中国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仗着熟悉两国国情，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经出使过中国。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的部门)的执事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违例先查了瑞佐鸾冈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接着，在嘉宾堂设宴安排座次时，又让瑞佐鸾冈坐在宗设谦道之上——这下捅了马蜂窝。 宗设谦道当场爆发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旧；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后到。可那个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面？！”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对屁股位置最讲究的民族，他们对座次的严格和敏感程度，外国人很难理解。比如，家臣拜见主家，谁排第一个，谁排第二个，一点错不得，错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饭，爸爸坐哪里，妈妈坐哪里，儿子坐哪里，也是错不得，错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问题，唐朝发生的日本和高丽“争长事件”也是争座次。 宗设谦道涨红脸与瑞佐鸾冈争吵起来，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鸾冈，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鸾冈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谦道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鸾冈，砸了嘉宾堂。接着，宗设谦道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再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夺船逃向大海。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掳，朝野大震。 这起事件的源头虽然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混乱，导致两使争贡，但中国人宋素卿的走后门和中国“海关”的渎职，才是肇事的导火索。 案发后，宋素卿被捕，后病死在狱中。明世宗朱厚熜托琉球入贡使转交日本国王书信，要求逮捕宗设谦道归案，送还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朝贡的大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四艘船六百余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无奈扬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至此结束。 史学界一般把“宁波争贡”作为嘉靖倭乱的导火索，因为断了官方的朝贡，加上嘉靖年间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所以导致倭寇大举入侵。但就算没有断绝朝贡，倭寇还是没有根除，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日本人顺则朝贡，逆则为寇，从此撕下称臣的面具，赤裸裸的双刀杀将过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