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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就会被完全架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