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而孟森先生认为毛帅书信有“词气倨傲”之观，并因此得出其“非有意于归降”的猜测，似过多地着眼于中原传统礼仪及清廷入关后才形成的烦琐礼仪制度，不免忽略了当时辽东建州一带风情，还远未有后世之严密，是以此点难为毛帅不降之凭。 除此以外，也有部分论者提出，这是否有可能是毛文龙的诈降之计。当然，此种假设也不失为一种可能，若这真是毛文龙在实施诈降诱骗皇太极，则实为奇功异谋，不可谓之不美。只是这条计策如没有明军主力的配合，是绝无成功之可能的，因此毛文龙没有不向顶头上司袁崇焕报告的道理。 退一步看，即使他与袁崇焕有仇隙，怕袁专功，那也没有不向兵部乃至上奏崇祯之理。而此等需要多方部署和配合的大规模行动，即便辽东明军主力出战，也还需要看带兵的主帅是谁、出动的是什么部队。如是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当可有部分胜机，但此为野地浪战，向为八旗军之所长，即使是诱伏成功，也不得说有八、九成把握。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毛文龙于事先和事后，都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消息和计划，上报北京朝廷以及宁远、锦州诸镇，安得云其为诈降乎？ 再退一步看，倘若皇太极真的出兵呢？如只是出兵宁锦、山海关，那也还罢了，盖因与皮岛无涉。可如果他先出兵来收取皮岛，则毛文龙又该如何处置？以他部队的战斗力和数量，根本不可能出岛对抗八旗主力。即如丁卯之役，阿敏只率三万余后金军出征朝鲜和皮岛，毛文龙部驻守的铁山被破，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义州明军一万、朝鲜军二万尽灭，毛帅也就只是、只能、只敢隔海观望滞于皮岛不出而已。所以倘若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届时他唯一能做的依然还是在岛上观望，任其蹂躏地方，此等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于己无一点好处，因此这是无法简单地以诈降、虚言一类的假设来解释的。而且这些假设，始终也只是假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假设是成立的，所以也就无法以这样的假设去推倒毛文龙自己所写的这些书信内容，并为毛文龙的所言所行做辩护。 综观毛文龙、王子登二人与皇太极的这十余封书信，其过程就是先议和，后打算归降，关键是在于皇太极的使者阔科之意外被捕，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生，因此大大阻碍了毛文龙的归降行动，甚至差点使之夭折。但是，此事乃系皇太极一方疑惑不定，而非毛文龙。毛帅屡屡主动邀约后金大军“里应外合”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处，又索取誓书为归降之后的保障，充分说明了他的归降意向和行动都是积极的。 对毛文龙归降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阔科事件”，我想应该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需要充分认识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进程所起的影响。也许会有人下意识地认为皇太极对这样一个使者应该不会那么重视，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起事件对毛文龙的归降谈判，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在毛文龙死去三年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二月初五日，皇太极在与刘兴治的书中，又重新提到了此事，并据此罪毛帅负约，书云：“我诚欲取其岛，当毛文龙与我盟誓天地，而后负盟，擒我之使者献其帝时，攻其岛，不能得乎。”由此可见即使在三年后，皇太极还依然对“擒我之使者献其帝”一事耿耿于怀，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阔科事件对皇太极这一面的影响之大。 只不过照双方往来书信看，当年是阔科被擒在前，毛帅要求盟誓在后，所以皇太极此处所谓的盟誓、负盟云云，实乃是欲责毛文龙背盟之罪而为之的虚言。但这同时也说明，毛文龙确实曾与皇太极有过归降之约，无非是皇太极因阔科事件而疑其背盟罢了。 因此，倘若没有阔科这一节外生枝之事，则毛文龙很可能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了。而毛帅在阔科事件后提出的条件，仅只是索要一份皇太极必然会写的盟书，则其归降之意，盖已有十九之数，退一步讲，即使当时不反，亦是无人可保日后毛文龙不反，是以袁崇焕之“斩帅”，可谓斩得及时。如若不然的话，非但东江一镇可能将马上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或遭受巨大损失，丧送掉大批辽东明军和百姓的性命。另据《李朝仁祖实录》记载，当时在朝鲜方面，亦认为袁崇焕斩毛文龙“在中国为先去腹心之疾，在辽民为脱虎口归慈母，在三韩为决痈溃疽而延命回生”，这也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辽东和朝鲜一带对斩帅之举所持的一个观点。 因此从以上所论之事迹来看，可以说袁崇焕“斩帅”斩得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也并不冤枉。谢国桢谢老说袁崇焕斩毛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固然不能成立，樊树志先生指袁崇焕斩帅“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令亲者痛恨仇者快”等等，亦有偏激过责之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