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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若荷兰人只不过是海盗而已，后期与其交手的从官军已经降格为郑氏集团的私人武装，明朝海军舰队真正经历过的大战是和日本海军的露梁海战。这次战役中日朝三方参战船达到1300艘（其中明朝500艘，朝鲜300艘，日本500艘），此战结果明朝水军大胜，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余人，明朝联军伤亡3500余人，给予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此后日本长期无法恢复建立如此庞大的舰队。若荷兰人在被“沈有容谕退”（1604年）以前能有幸见仅相隔数年（1598年露梁海战）的如此世面，或看到过更厉害，更久远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舰队，恐怕绝对不敢贸然和明朝水军正面冲突。 露梁海战时期明朝舰队的福船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之分）规模，每门福船配备：包括大发虎蹲炮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可以说福船的战斗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而日军只能靠“大筒”和鸟铳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还是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至50米，虽然这种武器对明军福船和朝军龟船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在距离合适及光线足够的情况下，日军的火力仅能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说白了，倭寇就是倭寇，只知道射人不毁船，完全是海盗思维，难怪被朝鲜的李瞬臣用龟船就能打个七零八落，遇上更坚船利炮明朝舰队更是死得惨不忍睹，因为就连李瞬臣的龟船若和明朝舰队的福船对抗，福船不用炮轰，迎头撞上去也能把它撞个支离破碎，因为福船吃水深，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 不过福船还不是明朝海军最鼎盛时期的顶级装备，而此时的明朝海军其实已经因为国力问题而衰落了。在比万历更早的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就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明朝一直保持以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相比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主力为宝船和福船是差了许多。根据记载郑和所用的旗舰宝船是“二千料海船”，“料”是一种容积单位，参照明代史料记载的宁波府400和500料战船的尺度，“二千料海船”应该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1000余吨。明代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记载当时造船“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因此“二千料海船”应为6桅木帆船。而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金秋鹏先生偶然发现了一幅刻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妃经》卷首插图，在图中就赫然画着5艘劈波斩浪的6桅木帆船。 关注了明朝海上军事实力之后，不得不说一下明朝的海上贸易，这是明朝末期经济的一大亮点。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上稍微去看任何一本介绍明末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海外贸易的书籍都会提到，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远比同期西方强大的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同期的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就在前面提到击败海上马车夫的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想想满清末期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要耗费满清几年的岁入就能体会到明朝时期私有经济的规模有多庞大，因此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当时，中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具备，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已经大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消耗的粮食一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地区运来的。当时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委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