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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5年，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团，由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元朝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达日本长门国的室津，他们的计划是越过太宰府，与日本京都朝廷直接进行交涉，却被长门守护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条时宗的命令，又将使团成员送至镰仓。 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团第一次来到镰仓，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谈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绝，而是日本武士的斩首极刑。这一次，年轻的北条时宗态度更为强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团主要成员共计五人全部被拉到镰仓郊外的龙口斩首。 临刑，杜世忠作此绝命诗篇： 出门妻子赠寒衣， 问吾西行几日归？ 来时徜佩黄金印， 莫见苏秦不下机。 杜世忠的悲剧一方面是因为幕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更多是源自于镰仓幕府的武家政权特质。 日本学者今谷明对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客观的：“被置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为政者的无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多次杀害元使节的得宗政权就是其典型。既然杀害了外交使节日本方面已经违反了规则，那么文永、弘安的战争就不能单纯地看作元的单方面侵略了。” 在被北条时宗处死的使者中，有汉人也有高丽人，还有畏吾儿人。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这般侮辱。 在当时，蒙古人作为一支古朴的民族，其杀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更加坚定地认为斩除使者是两国交往的大忌，是对自己最大的污辱。 早在公元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王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极大愤怒，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发。 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他一方面多方招募军队、筹集物资，另一方面决心与日本周旋到底，继续“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贡称臣，他似乎是要验证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轻视到何种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将由南宋降卒组成的“蛮子军”一千四百人派往高丽，进扎在海州（黄海道海州）、盐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这三州一直以来都是蒙古军团的屯田驻地。 9月，大都方面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并命高丽再次修造战舰。 10月，高丽任命金光远为庆尚道都指挥使，负责修建战舰。 11月，高丽王室又向庆尚道征发羽毛和铁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丽方面突然接到了停止对日战备的诏书。其原因并不在于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丽君臣的“哀哀之诉”，而是因为在中国大陆长江以南的宋元战场上，元军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阳后，长驱而下直取江南，但战事进展并不顺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规军这些民间和官方力量成为元军阻碍。但战事毕竟在艰难推进，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庆府宣告沦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军兵锋直指南宋首都临安。一路打来，南宋军民坚强的抗战意志，使忽必烈认为临安绝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得下来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对日征伐，以灭亡南宋为要务。 在忽必烈发动第一次东征日本战争的同时，南宋依然是它的军事推进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从襄阳出发的伯颜足足率领战船一万艘战船进入长江，与南宋水军进行交锋，而第一次东征日本之时忽必烈只是派遣了九百艘高丽式战船。 江南战区的军事进展却比忽必烈预想的要顺利。显然，随着襄阳、樊城、临安等重镇的陷落，南宋朝廷已经失去继续抵抗的意志。 公元1276年2月5日，与中国北方政权对峙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南宋政权基本落下帷幕南宋首都临安城陷落，七岁的宋恭帝和谢太后在惊恐中向元朝投降。 从海路逃离临安的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又拥立皇太子为帝，改年号为景炎元年，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继续抗元活动，并且他们手中也有一支不可小视的陆海军力量。 当中国大陆的战事没有结束之时，元朝无法调集充分的人力物力开辟大规模的第二战场。而当南宋已经基本平定，元朝当然要回过头来继续进行远征日本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