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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英雄：无能与无奈 战争思想如取守势，则所谓征战、所谓外交，无非是自卫的辅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动跨过边界。这种“反动”（Reactive）和“被动”（Passive）的内向惯性折射在英雄行为上,即为短期行为和短视,浑然不觉国际事态。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禁烟手法即为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简单、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对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处理一切，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旧时代的、蒙昧但廉洁的官员，在以旧手段应对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虽已明白了要“睁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于形势，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后果的预计和应对等方面都十分盲动和被动，完全没有士大夫束发受教以来就被教诲的“上兵伐谋”和“知己知彼”的从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令满腔热忱化为举国碧血，徒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慨叹！ 反观日本的英雄,在那著名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日本军舰击沉了运送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引爆甲午战争，其后十年中日英为此纷争扰扰）中，“肇事者”日本海军浪速舰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就对国际法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敢于在彼时悍然下令攻击，而后又积极营救欧洲船员，手段老辣，作风硬朗，稳、准、狠，拿捏得恰到好处，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后的证词收集、法理辩论等方面成效显著，最后结果证明这位看似卤莽的“海归”军官（他留学英国八年）是走了一着精妙的险棋。便是作为仇敌的我们，痛恨之外对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个中国军官，从清代到现在，有这样的胆魄和眼光？！——看看我们自己的大使馆被炸、军机在家门口被撞落……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覆亡——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又比如海瑞，他的确是个廉吏，可也的确以廉傲视群侪，与一切不遂己意的事情斗，心理相当地偏执狭隘。我们固然可以把他当英雄，但天下人若都如此，世上也就没有宽容、理解、分寸、技巧这些词汇了。中国的不少英雄，是一种“道义英雄”，不是“行为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进步，但我们就是看中了那一点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习惯于从悲剧主角中挑选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国也就渐渐有点中看不中用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