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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看透了中国的病态。 9年后(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纵观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这种“中华情结”，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自己包装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在鄙视蒙元、满清等“鞑虏”及懦弱的汉人的同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抗战英雄，却日渐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中国武士道”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 中国的文弱，普遍认为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德川幕府《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虽然很早就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日本的精英们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精英们，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日本精英群体已然具有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当梁启超呼吁“中国武士道”的时候，革命派和立宪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飞、洪秀全，标准是种族革命;而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在一个尚武年代到来之时，中国却又悲剧性地陷入了“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难题之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传统剧目持续上演，经久不衰。 尽管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他人都在使用更为有效的拖网甚至炸鱼的方式，国人却依然喜爱“钓鱼”的闲适感觉。而钓鱼城上那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阳刚，似乎被滔滔的嘉陵江冲走了。 “独钓中原”，固然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勇气，可也是一种十分可耻的孤独。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指望一竿独撑，不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 1925年3月，一位26岁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纽约写下了7首诗歌，组成《七子之歌》，他的名字叫闻一多。其中的“台湾”篇提到“琉球是我的群弟”，而这群“弟弟”中，最小的那位正好也名叫“钓鱼”：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