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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继续向东攻击。但蒙哥就是不听，非要将这座堡垒攻陷。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 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 望楼。此时，看到翎顶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 望楼彻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1259年8月17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 “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蒙哥之弟)，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 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而一直供奉在钓鱼城忠烈祠中的王立牌位，则在后世不断地引起激烈的争论。 崖山之后无中国 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 崖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北京)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 “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当时，日本同样面对着蒙哥铁骑的威胁。 在钓鱼城投降前5年(1274年)，忽必烈派军3万、战船近千艘，东渡大海，攻击日本。元军在博多湾登陆，进展顺利，但遭遇台风，死亡人数高达13500多人，被迫撤军。此为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 钓鱼城投降2年后(1281年)，忽必烈再度讨伐日本，东路军4万人、战船900艘，从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江南军10万人、战船3500艘，从庆元(宁波)渡海攻击。军队甚至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永久占领日本。大军在日本节节获胜，会师后却再度遭遇强台风袭击，“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死亡人数高达5万~6万人，余部被日军击垮，逃回人数只有不到3万人。日本史称“弘安之役”。 蒙元大军两次征日，都败于台风，日本因此将此台风奉为“神风”，这也是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名称的来源。吊诡的是，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后，日本人将其中的“南人”(元代种族歧视政策下最下等的民众，指原南宋政权下的百姓)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他所有“靼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尽。清代思想家徐继畲在其那篇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 (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22日1850期D7版雪珥专栏《华盛顿的定情信物》)其实，日本人并非“轻中国”，而是“轻”占领了中国的“鞑虏”及被占领的汉人。 宋亡之后，扛住了蒙古铁蹄两次东征的日本，日渐以“小中华”自居。这种“中华”使命感，在明亡清兴之后更为强烈：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与虽被征服却未被占领的朝鲜，在“中原沦陷”之后，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有关朝鲜的“中华情结”，请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23日1874期“先锋话题”《半岛之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