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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曾在蒙元扩张初期对东方表现出过异常狂热的兴趣，但自鲁布鲁克之后，这种兴趣骤然消退了，大汗拒绝皈依基督，东方不是基督徒的天国。商人马可．波罗则用他的游记重塑了东方的形象，宗教的天国退去，俗世的天堂浮出水面，大汗的国度成了财富的象征。鲁布鲁克曾经在《东行纪》里提到，“有人告诉我说，该地区有一个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他称该地区为“大契丹”，其实即金帝国统治下的中国，鲁布鲁克没有到过那里，但他做出了准确的推断：“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中世纪的欧洲久已不再有过“丝儿国”的消息，直到鲁布鲁克借助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推测，“丝儿国”才被从神话与传说中重新激活。 马可．波罗验证了鲁布鲁克的推测。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为大汗的国度里繁盛的物质文明所折服，其实他绝大部分的见闻都得归功于“蛮子国”即南宋帝国的文明遗存，当然，也包括汉化程度极高的“契丹”即金帝国遗存。 但当马可．波罗将自己所见到的世俗天堂介绍给西方时，却被视作了神话甚至谎言。1324年，马可．波罗临终前夕，他那些善意的朋友们又一次要求他取消自己《游记》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唯如此，他的灵魂才可能前往天堂，马可．波罗却回答说：“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去世之后，他那个“马可百万”的绰号也成了夸大其词的骗子和小丑的代名词，许多个世纪里，他的游记都被视为一本幻想出来的旅行小说。 5、傲慢与缺失造就的伪镜像 柏朗嘉宾出使东方的大汗时，曾有过慷慨赴死的心境，蒙古人的骏马和弯刀一度是基督教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半个世纪过去了，商人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却带回了一个世俗财富的天堂。 然而，东方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印象已经中断了很多年，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们在大汗们的金帐内外所触摸到的，其实只是东方的冰山一角，他们的目光局限在广袤的大草原上，而对真正代表着东方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则漠不关心。马可．波罗真正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的《游记》终于重新恢复了对东方大河流域文明的重视，他在“契丹”和“蛮子”地区见识到了最壮丽的建筑、最瑰丽的金饰和最繁盛的财富，而不是在柏朗嘉宾或者鲁布鲁克所到过的大草原。 可惜的是，传教士们所带回的大草原上蒙古人的形象早已在基督教世界先入为主。大汗们的世界应该是柏朗嘉宾所描述的那样，野蛮、愚昧而且富有侵略性；或者如鲁布鲁克所描述的那样，甘心堕落在罪恶的异教之中而不愿自拔，都城狭窄逼仄，宫殿还不如欧洲的一座修道院。马可．波罗带回的东方信息，距离柏朗嘉宾们不过半个世纪，在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和唯利是图的商人之间，人们选择了相信前者。此外，欧洲拒绝接受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也有着文明上的傲慢的因素：马可．波罗带回了一个世俗天堂，发达的驿站、完备的法律、优良的治安、繁荣的城市--当马可告诉他们杭州的人口已达百万以上时，欧洲的大城市却还只有数万人口，基督教世界无法接受一个异教世界的文明鼎盛居然会胜过自己，无疑，马可．波罗是个骗子。 --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都没有到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但他们在草原期间都听到过一些有关“契丹”即黄河流域的金帝国区域的信息。柏朗嘉宾曾高度赞美过“契丹人”的文明成就，但前提却是这些契丹人“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如此接近上帝的民族自然是可以创造出不凡的文明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俗世天国却完全置身于异教徒大汗的统治之下，中世纪的欧洲显然无法接受这一结论。 马可．波罗在“契丹”和“蛮子”的区域里漫游，每到一处，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记下当地的物产、城市、建筑、道路、行船和桥梁--商人天生对货物、交通、市场之类的因素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可悲的是，商人马可．波罗极力渲染着东方的物质文明，却忽略了东方的精神文明。传教士们至少还能带着傲慢，意识到异教徒们的存在；商人马可．波罗却对这些漠不关心，自然更弗论支撑中国静态帝制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儒学了。 蒙元时代的中西交流促成了西方世界遥远的“丝儿国”记忆的复活，但无论是柏朗嘉宾还是马可．波罗，他们关于东方的印象里都没有为儒学留出相应的位置。这种致命的缺失，再辅以基督教世界审视东方时那傲慢的目光，注定了“丝儿国”记忆的复活只能是一种不完整的复活，13世纪中国投射在西方世界里的镜像，也只是一种不完整的伪镜像。 这种不完整是致命的。尽管儒学没有在蒙元时代取得此前曾有过的崇高地位，但蒙元时代毕竟是短暂的。当朱元璋建都南京，儒学重新成为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时，那些试图用耶稣基督叩开中国古老大门的西方传教士们（如利玛窦）不得不承认，儒学是他们所遭遇到的最坚固的铜墙铁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