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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13世纪80年代,太仓出了100多位高官,12个人官至万户侯,64个千户,还有40个百户,其中大多数是朱张二人的子侄和亲戚。 而朱清本人更是权倾一时,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续资治通鉴•元纪》上说两家“宗戚皆累大官,田园馆舍遍天下,巨艘大舶交诸番中,车马填塞门巷”。 月盈则亏,常常有官员向上递折子,对他们提出指控。但因着他们纵横大海的能力,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惩罚朱张二人的飞扬跋扈,还发布公告,宣称朝廷对他们完全信任。当时忽必烈就对丞相完泽说:“朱张有大勋劳,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 1303年,忽必烈之子铁木耳病重,皇后摄政,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控告朱张二人谋逆。谋逆在当时是不可恕的重罪,皇后下诏将朱清、张瑄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一怒之下自杀,张瑄和他的儿子文虎被处死。 此后,朱张二人的财产,包括海上的船舰、陆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宝都被充公。为处理两人的财产,朝廷特意设置了钦差大臣,两人生前富甲一方,光核对和追查隐藏的财产就花费了6年功夫。 虽然朱清和张瑄被处死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但是元朝统治者并没有按照传统对谋逆罪的处置,进行“株连九族”,更没有处理跟着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其他人。这在朝廷是有着复杂考量的--对于元朝来说,海路不能完全禁绝,放过朱张二人的家人和属下,可以靠这批熟手小范围地继续保持海上贸易活动,海路粮食运输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损伤。 但不管如何,朝廷不会让个人再如此大权在握,中饱私囊了。二人死后,朝廷将海运收归官有,在朱清和张瑄的时代,监管海上贸易的官员至少有4个万户侯,24个千户,他们死去一年之后,平江路(今苏州附近)的长官接管了海上运输的任务,大大简化了行政程序,只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副万户三员。千户所按地区划分,改为11处,只设达鲁花赤、千户和副千户。 朝廷的经营困境 机构设置虽有改善,但在运营海上贸易方面,政府远远赶不上朱清和张瑄,为了保持运输量,政府不得不雇佣(很多时候是霸占)私人的船舰,1309年5月北京发生饥荒,政府急需20万石米来挽救饥馑的灾民,结果运输过程中困难重重。 浙江地区的长官递交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些困境,他写到,在以前,朱清和张瑄控制海上粮食运输的时候,每年的运输量从四五十万担慢慢增长到每年一百万担,运输的船只总是绰绰有余,运费也很公平,而到了1309年,税收和苛捐繁重,私人船主陷入困境,为了逃避重税纷纷躲了起来,结果,运输粮食的船只远远不足。为了凑足船数,官员们不得不远到福建等地来“征用”船只…… 这位官员同时提到,澉浦的杨氏家族拥有船只,并且熟悉水路,他请求朝廷,任命澉浦杨氏为掌管海上运输的万户,利用他们海上运输的经验,使得海上运输顺利进行。 这些情况,让蒙古统治者开始重新思考:把海上粮食运输收归官办到底对不对? 1310年,或许是因为张瑄孙子的请求,或许是因为北方的饥荒迫切要求朝廷重新启用张瑄家族。总而言之,这一年,皇帝对朱清和张瑄给予平反,令张瑄的长子掌管对日本的贸易。尽管如此,要马上运粮挽救饥馑已经为时较晚了。 1310年,粮食安全运到天津港之后,皇帝专门派了一名钦差赶到天津,祭祀海神娘娘,感谢海神对船队的保佑。第二年,朱清一个精明强干的手下成功组建了八百只船的舰队,并且押送了2773266石米到北京,此次运粮数量之多,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奇迹。 经过这些事之后,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海上运输的复杂性,再次提升了海上运输官员的职位。从名臣柳贯的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朝廷有多依重他们:这些官员可以佩戴虎头金牌,出行的时候可以乘坐三匹马拉的马车,每个城市的地方官员对他们毕恭毕敬…… 澉浦杨氏家族 朱清和张瑄之后,另一个著名的被招安海盗家族,是澉浦杨氏家族。 杨氏家族在宋朝就从事海上贸易。其中心人物杨发和朱清、张瑄一样受到南宋招安,后又投靠元朝。 1277年,忽必烈仿效宋朝,在现在的宁波、上海和澉浦设立了三个市舶司,全部归杨发管辖,杨家很快搬到海盐县澉浦镇地区居住。4年之后,这里就变成了东南亚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至澉浦,在其游记中写道:“这里是一个优良的港湾,所以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都在这里停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