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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林之所以能够留下性命返回欧洲，得感谢贵由大汗派出的景教徒使者及时抵达拜住的营帐。使者带来了贵由汗新的外交政策：大汗希望联合基督教徒们的十字军，合力进攻埃及的伊斯兰教马木鲁克王朝。 和柏朗嘉宾一样，阿塞林也给教皇带回了一封措辞傲慢的大汗的书信。不同的是，他还带回了两位蒙古使者，其中的一位还是景教徒。尽管景教的教义被指责为不纯正，但他们毕竟也是基督的仆人，对惶惶不安的基督教世界而言，景教徒的出现无疑是一道希望的曙光。 与此同时，另外两位蒙古景教徒使者正在塞浦路斯谒见法王路易九世。他们为这位狂热的基督徒带来了大汗目空一切的傲慢：“大地的王”汗向他的“儿子”法兰克国王慷慨许诺，他将保护所有的基督徒，并与他们一道消灭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逊人”。 伊斯兰世界这个共同的敌人增加了教皇、路易九世们对蒙古人的好感，蒙古人目空一切的傲慢又让他们提心吊胆。基督教世界的欧洲陷入了一种辗转反侧的困境，修士安德鲁于是被左右为难的路易九世再次派往贵由大汗的金帐。 安德鲁没有带回路易九世最希望得到的消息。贵由汗英年早逝，修士见到的是代替大汗摄政的遗孀海迷失，海迷失把他们当作朝贡的使节予以接见。年轻的寡妇赐给安德鲁们大量的马匹金银，“赐”给路易九世的则是一封近似于最后通牒的书信：“这封信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警告，因为如果你不同我们保持和平，你就不能获得和平。长老约翰起而反对我们，某某国王也反对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已被我们杀死！因此，我们命令你，每年必须进贡金银，其数量则足可赢得我们的友谊为准。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将摧毁你和你的人民，如同我们对待上述诸人那样。”（约因维尔：《圣路易传》） 当着安德鲁们的面，睿智的海迷失皇后还充分展示了她随机应变的高超手腕。她召来了几位还没有臣服于她的国王，然后搭起教堂，对他们说了这么一番话：“列位君王，法兰西国王已来向我称臣，这是他进贡的礼物，如果你们不归顺我们，那我们就要派他去打你们”（约因维尔：《圣路易传》），据安德鲁说，许多人因此选择了归顺。 除了那封赤裸裸的恐吓信，生性乐观的安德鲁也带回了许多生动离奇的“好消息”，譬如成吉思汗曾在梦中得到过神的允诺，并皈依了基督教；大汗的母亲、妻子也信奉基督教。事实上，这些“好消息”也并非全是捕风捉影，蒙古的克烈部、汪古部里确实有很多景教徒；大马士革到哈剌和林沿线也确实还存留着许多的基督教堂；旭烈兀汗的军团里有大量的基督教徒；攻破大马士革的时候，基督教徒们走上街头，高举十字架，唱着圣诞歌，像欢迎十字军一样欢迎着蒙古军队。这些纷繁杂乱信息，让整个欧洲陷入了一种迷茫：蒙古人，究竟是敌是友？ 3、鲁布鲁克眼里的希望 1253年夏天，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秘密命令，基督徒鲁布鲁克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钦察草原，去会见钦察汗国国王拔都之子撒里答。基督教世界广泛传说这位撒里答信仰上帝，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看完法王的书信，撒里答告诉鲁布鲁克，他没有权力作出决定，他们必须去见他的父亲拔都；看完法王的书信的拔都也告诉鲁布鲁克，他也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所以他们必须去哈剌和林拜见蒙哥大汗。 作为给路易九世的报告，鲁布鲁克后来撰写了一部《东行纪》。对于自己出使蒙古的真正使命，《东行纪》里并无清晰的交代。鲁布鲁克的态度很吊诡，一方面，他携有路易王写给蒙古大汗的信函；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普通的蒙古官员面前，还是当着撒里答、拔都或者蒙哥大汗，他又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路易王正式的使臣。鲁布鲁克如此向路易王报告：“我十分谨慎地绝口不提我是您的使臣”，这表明，鲁布鲁克否认自己的官方使节身份，其实是路易王的要求。 对此，《圣路易传》的作者约因维尔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而且看起来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完全可以肯定，他（路易九世）对于曾向蒙古遣使十分后悔（指安德鲁的蒙古之行）”。作为正式使节的安德鲁，带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对基督的皈依，相反，却带回了海迷失皇后恐怖的最后通牒。蒙古人的铁蹄和弯刀让欧洲胆战心惊，路易王既希望对蒙古人采取某种手段，又害怕正式的使节交流会像安德鲁的出使一样，加快、加深彼此间关系的恶化，如此，他所能选择的，无疑只能是让鲁布鲁克极力否定自己的官方身份。 作为路易王的秘密使者，鲁布鲁克从来不说自己到底担负了什么样的神秘使命。有人揣测他的东行可能带有一种窥测蒙古人动向的目的，不过与柏朗嘉宾呈递给教廷的报告有所不同，鲁布鲁克的《东行纪》很少提到蒙古人的战术、军备，相反，大量的篇幅被用来描述蒙古人对基督教的反应、大汗身边的异教徒；此外，鲁布鲁克还极力请求撒里答、拔都和蒙哥大汗，请他们允许自己留在他们的国土内传教。这些迹象表明：鲁布鲁克的东方之行，其实旨在为上帝去收获灵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