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宋神宗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这在对辽的妥协和对西夏战争的惨败中得到了证明。就在宋军取得河湟之役胜利后不久，宋辽关系转趋紧张，辽又一次对宋进行政治讹诈，提出要重新划定北部蔚、应、朔三州地界，经过两年的交涉，宋廷担心自己的军力无以阻挡辽军的进犯而决定屈从辽的要求，做出让步，放弃了700里土地，确定凡在古长城以北之地一概割移于辽。 更惨重的是，1081年4月，宋决定乘西夏发生内乱对西夏发动进攻，共派出32将的兵力约30余万人分5路出击，另有民夫约30万人，西夏以主力扼守要点坚壁清野，部分兵力出击袭扰阻断宋军粮道，9、10月间宋军相继占领兰州等部分地区，但 11月进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时，5路兵力中有 3路未按时到达，另两路又协同混乱，攻城18日未下，西夏军反击，一面决河水淹，一面以兵力追击，宋军大败，士兵、民夫阵亡溃散不下30万人。 次年正月，神宗决定再攻，计划首先在宋与西夏边界之间建城筑垒，遏制西夏，尔后攻取西夏首府兴州(今宁夏银川)、灵州，为此宋在永乐下埭(今陕西米脂西)人工修筑了防御要塞“永乐城”，刚建成即遭西夏军围攻，9月中旬被攻陷，损失将士1万余人，西夏方面则说连同民夫在内有20余万人。神宗得知消息后，早朝时大声恸哭，从此绝了用兵西夏的念头。 概而言之，宋神宗军事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改革急于求成。在富国强兵这一总目标上，神宗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二人却有分歧。 王安石认为，“国之大政在兵农”，国不富则兵不强，既要整军，更要理财，既要节流，更要开源，总之要把理财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神宗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积弱的状况，急于求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他认为：“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财无由足。”即优先考虑军事改革，他有魄力有决心，却太过急燥，他与王安石不顾困难和反对，同时推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改革，注意力过分分散，改革的工作显得有气无力，结果导致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造成整个变法的失败。 其次是用人不当。受长期“重文轻武”思想影响，军队中所用将官许多庸常之才，对军事改革的许多举措并未认真付诸执行，因此其成效往往是事倍而功半。如京西第五将陈宗上报朝廷说：“昨奉诏，遣教头二人教习马军，各已精熟”，神宗于是派人“案试”，结果“弓箭手马、步射不应格”。神宗对此极感失望和忧心，他批示对陈宗给予处分，希望借此惩戒他人，但效果不佳。元丰三、四年，朝廷派人到各路检查军队训练的落实情况，结果是“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有的将官“全不晓军中教阅次第”，有的押队使臣甚至连弓马都不熟练。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将兵更是“武艺生疏”，甚至“逐队呼名不相照应”。 再次是军队执行不力，作风不实。“澶渊之盟”后几十年的和平生活造成朝廷内外，文恬武嬉，重文轻武之风惯性发展，军人地位没有保证。军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敷衍应付成为风气。有的役使士兵现象混乱，导致一些部队参训率大受影响。 据称，神宗时，陕西禁军“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而不参加军训。有的军中放军债、赌博、劫掠妇女等时有发生。哲宗朝，苏轼任定州知州时曾报告说，当地“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还说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这样的军队自然视改革举措为儿戏，不会令行禁止，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