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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学缺少实践性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为世所用都要加强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也分离为对立的两大派，孟子一派，荀子一派，两相比较应该说荀子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学发展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代的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性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朝基本上是被楚人灭掉，汉朝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 董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况愈下。“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大量的“谶纬”话语进入儒家经典的注本）。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大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汉初文帝时开始设立研究《诗经》的博士，汉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包括《诗》《书》《易》《礼》《春秋》），因为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还没有定本），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诗经》分齐（辕固生）鲁（申培公）韩（韩婴）三家；《易经》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书经》分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礼》分戴德、戴圣二家：《春秋》分严彭祖，颜安乐二家。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二、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以后，随着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薄弱，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有些人公开打出“非尧舜而薄周孔”的旗号。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如汤用彤所说“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魏晋玄学论稿》）。魏晋士人不拘泥经典的文字以及其中的典章制度，而着重打通经义，而且往往是用玄学的理论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年产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名士们清谈的内容就是玄学，其所用的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再仅仅是儿童读物了，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因为它与儒家其它经典相比有较多的含义丰富、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非常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就可以看到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名士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 “何注”虽然以总结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名、但其中还是贯穿了何晏思想观点的。到了东晋元帝时始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更把“何注”的玄虚风格进一步发展了，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清人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论语》中说： 何《注》始有玄虚之语，如子曰“志于道”，《注》云“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屡空”，《注》云“一曰，空犹虚中也”。自是之后，玄谈竞起，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玄谈之说尤多，甚至谓原壤为方外圣人，孔子为方内圣人。 把孔子玄学化是“何注皇疏”的特点。这一方面皇侃做得更过，皮锡瑞说： 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丽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 皇疏多议论，而且是用老庄的观念解释儒家的言论，讲究注释文字的优美，却略于名物制度，无益于初学。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三、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大业间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 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隋代很短，其制不详。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 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晚年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最能行》）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四库”馆臣说：邢疏“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四库全书总目》）。其实，《皇疏》非汉学代表。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代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学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说“若读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宋儒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儒学的实践性的。朱熹注解经典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于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有不少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其目的不过是增加其权威性，增强它们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也称道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修养跟不上就被称为“假道学”。 但在朱熹生活的时代，他的努力基本上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承认。 直到朱元璋立国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的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熟悉到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例如科举试题就可能是“子曰”、“公冶长”或是“礼云玉”（《论语》有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等。考生看到如此简单的或割裂的题目，要作文没有对《论语》和程朱注释熟悉是不可能的。 《论语》而且是经过程朱学派注释的《论语》成为每个读书人的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朝末年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时，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admin) |